首播間那行誅心的詰問，懸在螢幕最高處，連同兩百多萬人屏住的呼吸，一起壓在那個坐在生鏽輪椅上的年輕人身上。
余文卻沒有急著回答。
那個“文化學者”大V最後那句話，他看明白了。
對方繞來繞去，無非是想說，你連福貴為什麼還活著都講不清，就證明你沒本事寫出《活著》，這本書，根本不是你寫的。
余文在心裡差點笑出聲。
還真讓這幫人，瞎貓碰上死耗子，蒙對了。
《活著》確實不是他寫出來的。
福貴、家珍、有慶、鳳霞，這些名字，早被另一個世界的幾代人讀了又讀，哭溼過的紙巾，怕是能繞地球好幾圈。
要這麼說，他余文，還真就是個搬運工。
這幫人自以為抓住了他的死穴：你寫得出苦難，就得講得清苦難，講不清，你就是抄的。
繞了一晚上，一個個還挺得意，好像破了什麼驚天大案。
可他們從一開始，就問錯了方向。
好故事這種東西，從來不需要作者跳出來，掰開揉碎地給人講什麼“意義”。
真要那麼講，跟中學語文卷子上那道大題，又有什麼區別？
“請結合全文，分析福貴這一人物形象的深刻內涵，不少於八百字”？
意義不在嘴上。
它在福貴牽著的那頭老牛身上，在家珍臨死前給他縫的那身衣裳裡，在有慶光著腳、踩著露水跑過田埂的那個清晨裡。
那東西不需要論證，只需要被看見。
而怎麼讓人看見，余文心裡早就有了答案。
打這幫人開口問“活著的意義”那一刻起，他想起的，便是另一個人，也是另一段，比任何道理都更有分量的文字。
那個故事，他讀了很多遍。
那段文字，他記了很多年。
在他還是個初中生的時候，就在語文課本里，讀到過它。
那會兒他懵懵懂懂，只覺得這篇課文有點悶，遠不如隔壁那篇打仗的故事帶勁。
老師在講臺上一句句講，他趴在桌上，半懂不懂。
首到很多很多年以後，他成了一個被房貸、報表和KPI壓得喘不過氣的社畜，某個加完班的深夜，鬼使神差地，又翻到了它。
那一次，他從頭到尾，一個字一個字地，重新讀完了。
讀完，他在那間黑漆漆的出租屋裡，坐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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