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方致遠太他麼陰險了
文化界大規模加入論戰，在方致遠意料中，因為影評人攻擊方致遠的重要武器就是人文精神危機，而人文精神危機跟影評人宣稱藝術至上一樣，都是為了話語權。
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迎來了他們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的啟蒙話語和悲情敘述讓知識分子迅速成為文化英雄，他們的聲音在社會中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知識分子們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甚至會寫點小文章都能獲得無數姑娘的青睞。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時代到來，商業主義浪潮湧起，原本受追捧的文學知識分子逐漸門庭冷落，史玉柱。張瑞敏這樣的商業精英迅速成為新偶像，知識分子們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危機。
於是，他們炮製出「人文精神危機」這個概念爭奪話語權。
既然出現危機，那肯定要有人來解決危機，誰來解決危機呢？
自然是知識分子。
其實所謂的「人文精神危機」就是一幫失落的文科知識分子搞出來的偽概念，他們想透過這個概念重新掌握話語權，重新成為社會中心，重新成為民眾的精神導師。
方致遠的商業電影本來就是他們的批判物件，在方致遠跟影評界開戰後，他們便站在影評界一邊，對方致遠展開猛烈擊。在電影廠聯合起來，將影評界罵得狗血淋頭的時候，他們便聯合眾多大學文科的教授加入戰團。
因為炮轟謝普而揚名的朱大可跳了出來：「方致遠是謝普的繼任者，方致遠的電影比謝普電影要惡劣百倍。謝普電影宣揚陳舊的道德觀，與現代意識格格不入，是中國文化變革程序中的一個嚴重的不諧和音；而方致遠是好萊塢的吹鼓手，完全沒有獨立人格和精神，只是好萊塢的拙劣模仿者。」
北大副教授戴景華表示：「正是因為電影批評家安德烈-巴贊一系列對於電影的批評影響了幾代年輕導演，才最終促成了火山爆發般的法國電影新浪潮。30年代，也正是在左聯進步電影批評的影響下，中國出現了一大批關注現實生活。關心民族命運。契合時代精神的電影作品。方致遠和北影廠對電影評論的抗拒，是錯誤和不明智的。」
著名評論家李傑表示：「評論界對方致遠的批評是正常的文化爭鳴，北影廠的反應明顯過激，竟然組織了大批人員進行反擊，將文化爭鳴變成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既然反應方致遠和北影廠內心的虛弱，也展現了權力的傲慢。」
「。。。。」
除了寫文章摔擊方致遠，他們還在各種學術場合對方致遠展開批判。
7月4日，戴景華在北師大做了一場有關中國電影的專題演講。她在演講中對方致遠的電影進行了擇擊，表示方致遠的電影只有虛構的故事，沒有鮮活的生命。
7月5日，朱大可在文聯的講習班上痛罵方致遠是好萊塢的狗腿子，一個沒有人格的文化買辦，同時還批評了電影廠只管鈔票，不管藝術的墮落行徑。《文匯報》將他的這篇文章被整理成新聞，發表在第二天的頭版頭條上。
7月8日導演張元跟北電的學生進行交流，他向學生們介紹了自己的兩部電影，並同時擊方致遠和電影廠壟斷資源，打壓藝術電影，簡直就是文化暴君。
也就在這一天，《藝術評論》雜誌社發起了「方致遠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邀請眾多作家。專家和學者出席。在研討會上，專家和學者對方致遠和商業電影進行激烈的批判，甚至有人高呼方致遠的電影在毒害青少年。
作家陸天明表示：「方致遠的電影極其功利，我覺得他的電影有一種強盜氣質，充滿了對金錢和慾望的崇拜。方致遠的電影不能說沒有夢想，可是什麼夢想呢？就是女人和金錢。當一個藝術失去靈魂，追求金錢和慾望的時候，那必然是滿身強盜氣。」
著名影評人羅藝軍表示：「方致遠的電影完全放棄了人文和思想，只求商業上的成功，這不完全是方致遠的問題，跟我們這個時代有關。現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然以經濟為中心，那方致遠和電影廠全面追求商業上的成功是必然，這是時代的悲哀。罵方致遠沒有意義，我們應該思考，藝術和藝術電影應該如何往下走。」
北電老師郝劍表示：「不可否認，方致遠是一個很成功的文化商人，有極高的編故事天賦，這是國內很多編劇不具備的。但問題在於，他製作的這種不用動腦子的電影在市場上氾濫，必然導致觀眾看不進深刻的電影，而看他電影的主要是年輕人，這真的很可怕，這是在毒害年輕人的心智。」
。。。」
7月10日，王小帥的電影《冬春的日子》在北電放映。
這部反應美術學院年輕教師夫婦枯燥乏味生活的電影，充滿了頹廢氣質，符合法國新浪潮的標準，也特別符合文藝青年對藝術的想像。
電影放映結束，幾乎所有人都站起來鼓掌，用掌聲向王小帥致敬。
「這才是真正的藝術！這才是真的電影！方致遠搞出來那些玩意兒根本不配叫電影，就是一個文化商品！王小帥，你們應該堅持下去！你們是中國電影的希望和良知！」
「電影萬歲！藝術萬歲！王小帥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