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源聽著，漸漸陷入了思索。
這是一個充滿疑點的案件，他需要更多的細節。
“當時房淮海報警了嗎？”江源問。
“報了。”金滿志神情有些苦澀。
“當時房淮海那個慘啊，四十多歲的漢子，在我辦公室裡哭得鼻涕一把淚一把，跪在地上求我，說一定要抓住投毒的兇手，那是他的命啊。”
“我們也想抓，可是……”金滿志攤了攤手，“那是農村的大野地，大半夜的，連個路燈都沒有，更別提什麼目擊證人了。”
“我們去現場勘查了，除了那個扔在草叢裡的瓶子，痕跡什麼的都被早上去看熱鬧的村民給破壞了。”
“我們也排查了跟房淮海有仇的人，可房淮海平時為人處世還算圓滑，並沒有什麼死仇。查來查去，最後成了一樁懸案。”
江源微微眯起眼睛，腦海中迅速構建著當年的案情框架。
對於他而言，房淮山就是最值得懷疑的物件，因為這投毒案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刑偵思維裡最直接的思維就是受益原則，誰是受益者，自然誰的嫌疑就是最大的。
但光靠推理是無法定罪的，要想真的把投毒案坐實，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證據上來的。
農村投毒案，確實是刑偵領域裡的一個難點。
不同於城市裡相對封閉的環境和較為完善的監控體系，九十年代的農村，那就是一片不設防的天地。
想要偵破這種案件，通常只有兩個途徑。
第一就是毒物檢測分析。
透過對死魚、水樣以及現場遺留物進行精密的毒化分析，確定毒藥的具體成分、生產廠家、批次，然後從源頭去查銷售渠道，看看誰在近期購買過這種特定的農藥。
但這對於廣宜鄉甚至萍祥縣公 安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首先專業的毒物分析實驗室，裝置昂貴，進去的門檻都得是博士學歷。
別說萍祥縣局，就是省會哈城，毒化實驗室的水平也僅僅能做一些常見毒物的定性分析。
想要做那種能溯源的深度微量分析，得送到京城的鑑定中心。
可一個魚塘投毒案，哪怕損失再大，在沒有死人的情況下想要申請部委實驗室的資源，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光是行政審批的流程就能把人跑死。
第二條路，就是靠監控或者目擊者。
後世的農村“雪亮工程”普及後，村頭路口都有探頭，透過監控來尋找犯罪嫌疑人是最具有價效比的選擇。
甚至都不需要送到實驗室來讓幾十個博士做分析，光是幾個看禿了頭的圖偵就能把案子辦了。
但現在的房家莊，電燈有時候都不穩，更別提攝像頭了。
所以，金滿志說這案子成了懸案，江源一點都不意外。
這是時代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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