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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回我和顧嶼山的家,回了自己公寓。
這地方,顧嶼山不知道。
我家的情況我從沒主動提過,在他眼裡,我就是個陪著他打拼的普通女孩兒。
其實我賬戶上的零,是他沒見過的天文數字。
我躺在床上,翻出三個月前的就診記錄。
那天我高燒三十九度五,一個人打車去的醫院。
掛號,繳費,輸液,全是我自己。
輸液到凌晨回家,我給顧嶼山打去電話。
打了十一個都沒人接。
第十二個他終於接了,聲音裡帶著急切。
“漾漾,我加班呢,公司這邊實在走不開。”
“你在家多喝熱水,蓋好被子,我忙完馬上就回來照顧你。”
背景音裡,隱約有女人的聲音。
我當時以為是同事,可現在我知道那是誰了。
第二天早上,顧嶼山回來,脖子上還帶著一道紅痕。
我問他怎麼了,他說是被同事不小心用資料夾劃的。
我信了。
我發著燒爬起來給他熬粥,怕他加班餓了胃疼。
他當時端著碗,笑得很燦爛,抱著我一個勁的親我。
“漾漾,還是你對我最好。”
我那時甜甜的,笑得像個傻子,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了一生的幸福。
直到今天聽他和祁苒的西班牙語對話我才知道。
我確實是個徹頭徹尾的傻瓜。
原來,那一夜他在祁苒那裡加班。
原來,他脖子上的紅痕也不是設麼資料夾劃的。
原來,他之所以沒甩掉我,是因為我是能幫他分擔壓力的工具人。
我以為自己會哭的,可臉上一滴淚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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