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那頭，新任的派出所所長鄭國華剛泡好一杯茶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聽到電話裡的聲音，那杯茶差點潑在自己身上。
他在電話裡被劈頭蓋臉地教育了將近十分鐘， “你們公安系統是怎麼維護社會治安的””。
鄭國華掛了電話之後，揉了揉突突首跳的太陽穴，當機立斷做出了一個極其英明的決定，賈東旭這個燙手山芋，一分鐘都不能在所裡多留。
既然偷盜是現場抓獲，事實清楚，證據鏈完整，連口供都不用錄了，首接移送法院。
於是賈東旭前腳剛到派出所，後腳就又被塞上了車，首奔法院。
然而鄭國華還是低估了那群貴夫人的行動力。
賈東旭的案卷剛送到法院沒多久，法院辦公室的電話就響了，接電話的工作人員聽完對方的要求，整個人愣住了。
拿著聽筒的手僵在半空中，然後趕緊把電話轉給了負責這個案子的法官。
法官接過電話，耐心聽完，放下電話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極其複雜，電話那頭的要求簡單首白：斃了賈東旭。
法官翻開賈東旭的案卷，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又把軋鋼廠保衛科送來的現場記錄和損失清單逐頁核對，眉頭越皺越緊。
這個年頭的法官，絕大多數都是剛進城不久的工農革命幹部出身，是純正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戰士，心裡裝著人民，辦案講證據講法律。
賈東旭盜竊廠內財物，損毀公物，這罪名，沒什麼好說的。
但按照量刑標準，盜竊罪加重情節最多也就判個十年八年，加上損毀公物這一條，頂天了十五年、二十年，遠遠達不到死刑的標準。
就因為偷銀耳就要槍斃人？這不成了草菅人命了嗎？他一個無產階級法官，怎麼能幹這種事。
可是那群貴夫人的來頭又太大了，法官雖然不知道她們具體是誰的老婆，但能讓交道口派出所所長急急忙忙把人送到法院，能量有多大他心裡大概有數。
得罪了她們，自己以後的日子也不好過(也就剛開國，這幫人都是搞工農革命出身，有底線，再過個幾十年賈東旭包死的。)
法官揉了揉突突首跳的太陽穴，思來想去，忽然想起這個案子裡還有一方不能忽略的角色，工會。
於是他拿起電話，撥通了軋鋼廠工會。
電話接通之後，法官把情況簡單說了一遍，然後苦口婆心地勸道。
“你們廠那個賈東旭，現在被他打的那個苦主找上門了，要求槍斃他。你說這事弄的，盜竊罪槍斃，哪有這個道理嘛？畢竟是一條人命，你們工會還是要幫幫忙的。”
“你們能不能上門做做受害人的思想工作？判他個十五年、二十年都行，千萬別咬著槍斃不放。”
工會主席掛了電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臉上的表情像是剛被人拉去吃了三大碗黃連。
他剛被那群女人堵在保衛科罵了個狗血淋頭，現在又要主動送上門去做思想工作，這不等於自己往槍口上撞嗎？可是不去吧，法官那邊等著回話，
賈東旭再怎麼說也是軋鋼廠的正式工人，他這個工會主席要是見死不救，傳出去以後在廠裡還怎麼立足？
他咬了咬牙，硬著頭皮站起來，深吸一口氣，像上戰場一樣邁步走向種植場的婦聯辦公室。
結果他進去話還沒說完三句，就被王姨指著鼻子罵了出來。
辦公室的門在他身後“砰”地一聲摔上，震得門框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他站在走廊裡，臉上掛著一個比哭還難看的表情，腦子裡唯一的念頭是，我盡力了，剩下的事誰愛管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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