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父母拍了電報，給美國駐華聯絡處打了電話，給張立言辦了簽證。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簽證官在看到申請材料上“羅德家族”的字樣和喬治本人的簽名時，連材料都沒仔細翻就蓋了章。
在這個年代的美國，像羅德這樣的頂級金融家族繼承人的邀請，就是通行證，就是萬能鑰匙，沒有任何一箇中下級官僚敢在上面找麻煩。
張立言出發那天，紅星種植場的發小們都不知道他要去哪裡。
他只跟周紅旗說了句“出趟遠差，廠裡的事你幫我看幾天”，然後拎著一個簡單的帆布行李袋就出了門。
行李袋裡裝了幾件換洗衣服、一把牙刷、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以及一個用青白玉盒密封好的特殊包裹。那裡面裝著的東西，才是他這趟遠行的真正籌碼。
他們從西九城坐火車南下，兩天兩夜之後抵達廣州，再從廣州通關進入香港。
六十年代的香港己經是一個霓虹燈閃爍的繁華都市，維多利亞港兩岸高樓林立，雙層巴士在狹窄的街道上穿梭，商店櫥窗裡陳列著琳琅滿目的商品。
張立言在後世見過無數大城市的繁華景象，上海浦東的天際線、深圳的前海自貿區、跟那些比起來，六十年代的香港不過是提前幾十年出現了一座普通現代化城市而己，他沒有多看。
他們在啟德機場登上了一架螺旋槳客機，飛越印度洋和地中海，在歐洲中轉之後，換乘泛美航空的波音707，橫跨大西洋，首飛紐約。
飛機降落在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時候，是當地時間傍晚。
張立言透過舷窗看到了紐約的天際線，不是後世那些被無數電影鏡頭掃過的摩天大樓群，而是一個比後世任何一個時刻都更加朝氣蓬勃的紐約。
六十年代的美國正處於戰後黃金時代的巔峰，曼哈頓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密密麻麻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排成一條流動的燈河，遠處帝國大廈的尖頂在落日餘暉中閃著金光。
如果說後世的上海陸家嘴是一幅精心構圖的現代水墨畫，那麼六十年代的曼哈頓就是這幅水墨畫的原版底稿。
線條更粗獷，色彩更張揚，空氣中都瀰漫著一種“世界中心就在此處”的自信和張揚。
喬治·羅德顯然很享受向他的中國朋友展示自己家鄉的繁華。
他從機場特意租了一輛嶄新的雪佛蘭轎車，載著張立言沿著曼哈頓的街道兜風。
時代廣場的霓虹燈把夜晚照成了白晝，百老匯的劇院門口排著長隊，中央公園的草坪上有情侶在接吻，第五大道的精品店裡燈火通明，穿著貂皮大衣的貴婦人們手挽著手進出旋轉門。
喬治一邊開車一邊介紹，說到自家的家族銀行時語氣輕描淡寫，彷彿那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家族小生意。
張立言坐在副駕駛上，看著車窗外那些高聳入雲的大樓、川流不息的汽車、衣著光鮮的行人，臉上的表情始終很平靜。
他心裡在想的不是紐約有多繁華，而是他的國家。
他想到西九城的衚衕，南鑼鼓巷那些灰撲撲的瓦房，冬天要燒煤爐取暖，廁所是公共旱廁，洗澡要去大澡堂，腳踏車都是稀罕物件。
他想到鄉下的生產隊，土坯房，煤油燈，一年到頭在地裡刨食，遇上荒年還要吃樹皮啃觀音土。
他想到紅星軋鋼廠那些被調去鋸木頭的工人們，他們的車間沒有暖氣，冬天幹活手凍得跟胡蘿蔔似的。
然後他再看向車窗外的紐約。六十年代的紐約，和幾十年後的上海其實沒有太大區別。
遍地的高樓，發達的公共交通，普通人家裡己經有電視和冰箱，超市裡擺滿了各種肉類和奶製品，小孩子可以喝到鮮牛奶吃到白麵包，而這些，他的同胞一樣應該有。
他想起了自己的前世，前世的自己是一個山村裡普通人家的窮小孩。
是這個國家把路鋪到了自己的村口，把學堂蓋到了自己村裡，讓自己讀上了書，走出了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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