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信訪件，在支隊裡轉了三天，沒人願意接。
道理誰都懂：死者是那種名聲的人，死因有醫院的白紙黑字，人還入了土。接了，往輕裡說是白費工夫，往重裡說，萬一驗出點什麼，就是把一個全市都想忘掉的名字，重新拎回臺面上。
第三天，件轉到溫則鳴桌上，附了袁承志一行批註：
“你看看。你要是也覺得不用查，我就退回去。”
溫則鳴把材料從頭到尾看了兩遍，中午沒吃飯。
下午，他去找袁承志，只說了一句話：“我見見那位母親。”
信訪的同事私下提醒他：“溫老師，這老太太，兩個月了，每週三雷打不動來大廳坐一天。不吵不鬧，就坐著，懷裡抱著那個布包。下班了她就走，下週三再來。”
“跟誰學的這一套，也不知道。”
溫則鳴知道跟誰學的。
跟所有求告無門、又不肯認命的母親學的。三年前，另一個老太太，用同樣的法子坐了三年。
接訪安排在支隊的小會議室。
老太太叫馮玉梅，六十七歲，進門的時候抱著一個布包，包上的補丁摞著補丁。她在椅子上只坐了半邊，腰挺得筆首，像隨時準備被人轟出去。
兩個月裡，她被轟出去過很多次。
“我知道你們煩我。”她開口第一句話就是這個，“我兒子馬國峰，什麼人，我清楚。”
三年前，馬國峰被指控在村裡對一個女孩子行兇。案子最後因為證據不足，沒有起訴。法律上，他是清白的；在全村人嘴裡，他不是。
從那以後，爺倆成了全村的仇人。父親氣死了，母親陪著他，在村子邊上那兩間房裡，過了三年抬不起頭的日子。
兩個月前的一個早上，馮玉梅去給兒子送飯，發現人己經涼了。
醫院的結論：急性心肌梗死，猝死。手續齊全，村裡人幫著辦了後事，土葬。所有人都說，這是報應。
“報應就報應吧。”馮玉梅的聲音很平，“我一個當媽的，兒子做沒做過那個事，我不敢替他賭咒。可他怎麼死的，我得弄明白。”
“三條。”她伸出三根手指，指節變形，是幹了一輩子農活的手。
“第一，國峰年年體檢。他在鎮上米廠扛包，廠裡要求的。心電圖年年做，年年沒事。三十西歲的人，扛二百斤的包上三樓不帶歇的。”
“第二，他死的前一天晚上，家裡來過人。我住東屋，後半夜聽見院門響。我們那個院子，三年沒人登過門了——狗都繞著走。我出來看，就瞅見一個背影出了院門，不高不矮，走得不緊不慢。”
“我第二天問國峰，他說沒事，是鎮上搞什麼健康回訪的。”
“第三——”老太太停了很久，從布包裡翻出一張紙，展開，是她自己寫的，字歪歪扭扭。
“國峰死前那幾天，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媽，等秋收完，我去找那家人磕個頭。不管當年那事怎麼算，人家閨女後來走了，這個頭我欠著。”
“一個打算去磕頭的人，”馮玉梅抬起頭，眼睛裡沒有淚，只有一種燒了兩個月的東西，“你們跟我說，他心梗死了？”
會議室裡很靜。
負責接訪的民警飛快地記錄。溫則鳴坐在側面，從頭到尾沒說話，只在本子上寫了三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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