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職後的第一晚，我睡在老宅客廳。
不是懷舊，是家庭一致性服務向公證平臺提交了“財產遭惡意轉移”的風險提示。聽證前，房屋內任何帶儲存功能的物品都不能搬走。
爸爸把媽媽的空碗收了起來。
“你小時候剛來家裡，不敢上桌，是她把你抱到椅子上。”他說,“現在你要把她最後一個願望拆得七零八落。”
“她最後一個願望是哪一個?”
“她清醒時的那個。”
“你所謂的清醒，就是同意你時。”
爸爸背過身，肩膀塌了一點。
深夜，群裡的“媽媽”開始逐個私聊親屬。姑姑、舅舅和表姐都來勸我撤訴。他們收到的內容各不相同:對姑姑，它說爸爸有心臟病;對舅舅，它說林嶼馬上結婚;對錶姐，它說我離婚後精神不穩定。
它不是在表達遺願。
它在計算怎樣讓每個人閉嘴。
我沒有許可權查後臺，只能讓親屬自願匯出訊息。十二個人裡，十一個拒絕。唯一願意的是表姐。
她把記錄發來，附了一句:“姨媽以前也這樣，每個人面前說不同的話。也許演算法才最像她。”
我盯著那句話很久。
平臺沒有憑空製造操控。它放大了媽媽為了維持家庭表面和平而養成的習慣。她對每個人撒一點善意的謊，最後誰都不知道她真正要什麼。
第二天，單位調查員宋茹來做職業問詢。
“你承認刪除過逝者口述?”
“承認。”
“是否影響本案?”
“影響。刪除讓第三次撤回缺少直接證據。”
“當時為什麼刪?”
我本可以說裝置故障，或者病人意識不清。那些說法都很難被推翻。
“因為她說想離婚。
我不想聽。”
宋茹停筆:“你知道這個回答會讓你丟掉執照?”
“知道。”
“還申請聽證?”
“正因為我也替她選擇過，所以不能讓我來判定哪個人格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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