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臉了是吧？一個農村來的，穿得跟叫花子似的，有什麼資格提趙鳴的名字？”
我抹了一把臉上的水：“我只是在陳述事實。”
“事實？好，那我告訴你一個事實。”
她湊近我，壓低聲音一字一頓。
“只要我在這個學校一天，你就別想有好日子過，你以為去北京、去紀委有用？”
“我姑父是市人社局副局長，我媽的表哥是區法院庭長，你覺得那些材料能到哪兒去？”
她退後兩步，恢復了高高在上的笑容，
“給你最後一個機會，現在跪下來磕三個頭，喊一聲昕姐我錯了，這事翻篇。”
我沒等她說出後面的話，走到桌前從抽屜裡拿出錄音筆。
周藝昕臉上的笑容僵住了：“你又錄音？”
“嗯。”
我按下播放鍵，她剛剛說的每一個字，姑父是副局長，表舅公是庭長，都一字不差傳了出來。
她臉色由紅轉白，撲上來搶錄音筆。
我們在狹窄的宿舍裡推搡，她指甲在我手臂上劃了好幾道血痕，後背撞到鐵架床欄杆上疼得悶哼一聲，但她最終沒能搶到。
我把錄音筆塞進內衣口袋，拉開門跑了出去。
周藝昕在身後歇斯底里尖叫：“宋知意你給我等著！我讓你畢不了業！”
我跑到宿管阿姨值班室，撥通市紀委留的聯絡電話。
那個女聲變得嚴肅起來：“你現在在哪兒？”
“學校宿舍樓值班室。”
“今晚不要回宿舍，找安全地方待著，明天一早來我這裡。”
我去了學校操場，秋天的晚上風有些涼，我坐在看臺臺階上，把錄音筆握在手心，指節因用力發白。
這支錄音筆是高一時買的，語文老師韓老師說課堂上每句話都很重要，別人記筆記，我買錄音筆，每節課都錄。
韓老師當著全班誇我是她教過最用功的學生。
後來她調走了，但這支錄音筆我一直帶著，像護身符。
手機響了，陳念發來微信問我現在怎麼樣，我回了句放心，又加了句：對不起把你羽絨服忘在火車上了。
她秒回：羽絨服個屁，人沒事就行，我看著那行字，眼眶突然有點熱。
第二天天剛亮，我坐最早一班公交去了市紀委。
女工作人員旁邊多了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看起來級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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