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要說到蔗酒了。
雖然蔗酒味道甜口感醇厚，但畢竟還是中低度酒。
在海上流行的蔗酒，酒精度數和啤酒差不多，並不是後世那種精釀的朗姆酒。
就是最高階的，澎湖臺南出品的金蔗酒，也就是用橡木桶存放，酒體金黃的陳釀朗姆酒，其度數也就是二十左右。
這種酒海員喝一喝還可以，畢競在海上酒是當做水喝的，喝酒甚至要比喝水還衛生一些。
但是對於一年有一半時間苦寒的草原來說，蔗酒喝慣了之後，也有些不過癮了。
這時候，一名山西的釀酒師，將蔗酒釀造的技術，用在了高粱釀酒中，製作出了一種極為上頭的高梁酒。
這種高粱酒度數達到了五十度，普通酒量的人一杯就倒，被這名釀酒師用自己的家鄉汾陽命名，取名“汾酒”。
汾酒很快被大同範氏發現商機，將這種高度酒賣到草原後大獲成功，大量蒙古王公頭人們，一邊從大同範氏的錢莊借錢，一邊購買汾酒。
結果是，今年開始，山西和京畿一些地區，都開始改種高梁。
這也是為什麼山西商人，要去陝西購糧的原因，因為山西本來就不多的土地，現在都用來種植高粱了。然後就是澳洲開拓股票的案件後，大同範氏受到了敲打。
他們主動向九邊馬市的官員，繳納了他們向蒙古王公頭人放貸收益的稅收，這也是上半年九邊馬市稅收大幅度增加的原因。
張居正實在是不敢想象，和中原纏鬥千年的草原人，競然被酒打敗，這些草原王公頭人失去了驕傲，成了酒精的奴隸。
他們向大明商人借貸，然後加倍盤剝他們的同族，結果就是，中原民族千年來都沒能打垮的草原人，競然被酒精打垮了！？
等清楚了前因後果之後，張居正也不知道說什麼了。
如果是，大明商人對於草原的盤剝，還屬於是循序漸進，還講究商業規則。
那麼大明在堤港，就完全不顧什麼體面了。
執掌倭國市舶司的，是原本太子身邊的太監張鯨。
他被太子身邊的太監張宏設計，被委派到了倭國，本就是一肚子的怨氣。
張鯨對倭國的盤剝，堪稱將大明商賈在草原上的“生意經”發揮到了極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心中憋著一股被“發配”倭國的邪火，急於做出成績來證明自己，斂財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坍港條約》雖規定了稅收分配，但“市舶司代徵”這五個字，在張鯨手裡玩出了花。
對於條約明文規定撥付給堤港市町的那部分稅收，張鯨是雁過拔毛。
他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手續費”、“保管費”、“清點費”，以及層出不窮的“加徵”名目，港口疏浚要加徵，防寇巡邏要加徵，甚至為慶祝大明皇帝萬壽也要加徵。
真正能落到木下秀吉這個“市町代官”手裡的銀錢，往往十不存一二。
對此，木下秀吉也無可奈何。
因為《堤港條約》上規定了，由大明市舶司代替倭國徵收市舶稅，這筆稅收一部分用來償還對大明的賠款，一部分用來維持大明在琊港駐軍和機構的開支，最後一部分才會交給堤港的市町（市政廳），也就是木下秀吉手裡。
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此刻顯現。
張鯨這種敲骨吸髓式的盤剝，在客觀上卻為木下秀吉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超出他想象的“穩定”財源！原因無他，坍港的貿易量在條約的“保護”和大明海商的湧入下，呈現了爆炸性的增長！
雖然張鯨代表的倭國市舶司拿走了大頭中的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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