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處長，三杯酒下肚後拍著桌子抱怨手底下的科長不懂事，“逢年過節連個表示都沒有，還想提副處”。
有一個做工程的老闆，喝紅了臉之後拉著蘇牧的袖子炫耀自己拿地的訣竅。
“競拍之前，我就把另外幾家都搞定了，有給錢的，有嚇唬的，還有一家，他兒子不是在國外讀書嗎，我就找人遞了句話，他第二天就退了”。
還有一個從省廳退下來轉企業的老幹部，酒過三巡之後感慨世風日下，“現在的年輕人啊，手段比我們當年狠多了，我們當年頂多是送兩條煙，現在的人，能把對手往死裡整，整完了還能讓人家感謝他”。
每次聽完這些話，沈峰迴到家都會把筆記本翻開，將當晚有價值的對話一條一條地記下來。
他用不同顏色的筆畫線、標註、寫批註。
紅色的是涉及權力的交易，藍色的是涉及金錢的利益輸送，黑色的是純粹的、不加掩飾的惡意。
他的筆記本越寫越厚，被他翻了無數遍。
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職位、關係和交易，像一張越織越密的蛛網，每一個名字都在網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
在這張網裡，他漸漸拼湊出了鄭準後來的完整故事。
不是蘇牧告訴他的，是他從不同人的隻言片語裡自己拼出來的。
有一次老陶和人在辦公室裡閒聊，說閘北那邊有個姓鄭的欠了一屁股高利貸，被催債的人堵在出租屋裡三天不敢出門。
後來不知怎麼就把自己女兒騙去KTV上班，拿了女兒的預支工資去賭，想一把翻回來，結果一夜又輸了個精光。
沈峰坐在隔間裡，把這段話一個字一個字地記在筆記本上，寫完之後看著自己寫下的那幾行字，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晚在KTV裡，詩詩坐在他旁邊，兩隻手揪著裙襬，聲音低低地說“我媽生病了，我實在沒辦法”。
他現在知道是誰讓她“沒辦法”了。
不是命運，不是生活，不是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
是她的親生父親。
他把筆記本合上，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上那盞日光燈看了很久。
他忽然覺得自己很可笑。
他居然還在糾結要不要把仇恨延伸到仇人的家人身上，而他的仇人卻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骨肉當成了最後一件抵押品。
同時，沈峰從這張網裡看到了沈家。
一個來談土地專案的開發商。
酒過三巡，那人紅著臉抱怨京海的地產生意越來越難做，好地塊都被“那幾家”壟斷了。
那人掰著手指頭數著，城東那片是沈氏集團的，城南那塊也是沈氏的，連市中心那個剛批下來的商業綜合體，背後的大股東還是沈家。
第二次，是一個從稅務局退下來的老處長。
蘇牧請他喝茶，聊的是當年國企改制時的舊事。
老處長說到八十年代末那場針對投機倒把的大檢查，忽然感慨了一句：“那會兒多少人都倒了，就沈家，一根毫毛都沒傷著。人家上面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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