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們談談你的親屬關係。
你堂兄趙宜公，退休前是千山鋼廠廠長。
在你分管執法期間，你們私下就鋼廠環保問題有過溝通嗎？”
“私下溝通當然有，畢竟是親戚。”趙守正早有準備，“但都是家常往來。
偶爾也會談到廠裡的困難，他希望我在政策允許範圍內，能酌情給予一些指導或緩衝時間。
我始終堅持原則，告訴他必須依法整改。
這一點，我相信廠裡其他領導也可以證明。”
“酌情？緩衝？”王斌敏銳地抓住了關鍵詞，“這個‘酌情’和‘緩衝’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有沒有具體的案例？
比如某次超標排汙事件，因為你的‘酌情’，而沒有按規定進行頂格處罰或要求停產整頓？”
趙守正瞬間就感受到壓力在無形中增大。
紀委的人不跟你吵，只跟你摳細節，摳邏輯。
每一個看似平常的詞語，都可能被拉出來放在程式和法律的天平上稱量。
“尺度問題有些複雜。就像我剛才說的，環境執法還是需要具體結合地方實際的。”
趙守正的語氣開始有些艱澀，“環保廳作為省直部門，當然有義務也有責任配合省政府辦公廳的指示。
但我在當時的處理，都是有法律依據的。
具體案例，也需要查記錄。”
“辦公廳的指示？”王斌直到現在才微微抬高聲音，“以什麼方式？有程式留痕嗎？”
“都是在私下裡打聲招呼，當然做不到程式留痕。”趙守正別有意味地一笑，“連環保部部長親自下達的處罰決定，省裡都有人準備打折執行。
更何況我這個小小的環保廳副廳長了。”
“這方面，還有誰能幫你證明，省政府辦公廳確實對你的執法行為有過干預？”
“幫我證明，那是證明紅旗正在褪色；不幫我證明，才是官場人情世故。
你們，還是自己查吧。”
不管怎麼說，趙守正先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能不能爭取到同情先不說，最起碼不能讓辦案人員對自己產生反感。
“我們會查的。”王斌淡淡道，又丟擲一個問題，“趙宜公退休後變更國籍定居在秘魯，你妻子和孩子目前也在秘魯。
她們的國籍是不是真的符合你在組織部門的報備？”
這又是一個很不好回答的問題。
不過，趙守正到底是學法的，基本避險邏輯還是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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