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信的出現讓案件性質變得複雜。信中使用的“制服”、“瓶裝”等專業用語，暗示寫信人很可能從事衛生防疫工作。王海濤再次將目光投向李桂明。
如何突破？關鍵就在筆跡鑑定上。但李桂明十分警惕，近期很少動筆。專案組精心設計了一系列方案：
先是請同事找他代寫告狀信，被拒；
又安排單位讓他負責出黑板報；
組織全員“普法考試”讓他親筆答卷；
派他外出調研並要求提交書面報告……
同時，專案組從檔案室調取了李桂明歷年書寫的所有材料。最終，三萬餘字的筆跡樣本被秘密送往鑑定專家手中。
儘管省廳初步鑑定發現相似特徵，卻無法做出同一認定。
1997年5月27日，王海濤帶著全部材料來到全國權威的文檢專家賈玉文辦公室。
賈玉文將匿名信、三張字條與厚厚一摞樣本鋪滿案頭。
他敏銳地注意到，所有材料都經過精心偽裝，但某些標點符號的書寫習慣卻暴露了蛛絲馬跡。
特別是冒號和歎號的特殊寫法，在不同材料中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
連續三個晝夜，賈玉文伏案工作到凌晨。在放大鏡下，每一個偏旁部首、每一處筆順搭配都被反覆比對。
5月30日，鑑定書正式出具：匿名信與三張字條，均為李桂明書寫。
拿到鐵證，專案組立即收網。但審訊室裡，李桂明依然負隅頑抗。
“會左手寫字當然沒罪，”審訊員王靜愷不急不躁，“但有人用左手寫字犯罪呢？”
當警方將普法試卷、調研報告、黑板報底稿一一擺出，特別是出示了全國最權威的鑑定結論時，李桂明的心理防線開始鬆動。
直到王海濤輕描淡寫地提到：“你寄信時，忘了鑰匙和掏耳勺吧？”
這句話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李桂明長嘆一聲：“自作孽，不可活。”
隨著李桂明的供述，三年前那個中午的真相終於浮出水面：
1994年10月17日上午，李桂明以母親家幹活為由請假，製造不在場證明。11點05分，他偷偷溜出，換裝後打車來到學校門口。
11點25分，放學出來的張筱晨被“李叔叔”叫住，被告知“爸爸請你吃飯”。天真無邪的女孩毫無戒心地跟著上車。
11點50分，李桂明將女孩騙至家中，殘忍地掐死了這個稱呼他“叔叔”的孩子。僅僅六七分鐘，一個鮮活的生命在碗櫃後悄然消逝。
12點整，他已回到母親家繼續幹活；12點40分，他“偶遇”了正在尋找女兒的張科長。
更令人髮指的是，結案後李桂明親口承認，他原本計劃對張大志後來出生的小女兒再次下手，“想等她長到十歲之後再動手”。
人性的惡，在這個看似普通的防疫站職工身上，展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1997年10月，一聲槍響為這起歷時三年的案件畫上句號。李桂明帶走了他的罪惡，也留給世人沉重的思考：有時候，惡魔就藏在最熟悉的人中間。
而那個秋天中午放學的小女孩，終於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