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15日，深冬的內蒙古寒風刺骨，位於內蒙古與黑龍江兩省交界、緊鄰紅旗溝的保安沼勞改支隊，籠罩在一片死寂的陰冷裡。
下午四點半，監區禁閉室的走廊裡，一股濃烈的血腥味順著寒風竄遍整個監區，原本規律的勞作聲、管教的呵斥聲，被淒厲的呼救聲和鈍器砸擊肉體的悶響徹底撕碎。
四名渾身沾滿鮮血的重刑犯，手裡攥著磨尖的匕首、帶血的鐵錘、粗重的鎬把、燒得發燙的烙鐵，如同從地獄爬出的惡鬼，正圍著赤手空拳的獄警瘋狂劈砍毆打。
有人應聲倒地，有人拼命奔逃，鮮血濺在斑駁的水泥牆面上，暈開一朵朵刺目的血花，地上散落著被扯掉的警帽、掉落的警徽，還有來不及掙扎就沒了氣息的軀體。
短短三個多小時，這四名走投無路的重刑犯，在勞改支隊內展開了一場喪心病狂的屠戮，上至值班管教，下至無辜犯人，甚至是一同謀劃越獄的同夥，都成了他們的刀下亡魂。
最終統計，這場建國以來最惡劣的勞改系統暴力越獄兇殺案，共造成13人死亡，其中4名值班獄警、7名無辜犯人、2名同夥。
用最血腥、最瘋狂的方式，揭開了上世紀80年代勞改管理的沉痛漏洞，也讓這起困獸之鬥的慘案，永遠釘在了刑偵史的恥辱柱上。
一、特殊時代的勞改背景：管理疏漏埋下的禍根
在細說這起驚天血案之前，必須先理清上世紀80年代我國勞改系統的特殊背景，這也是這起慘案發生的核心根源。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監獄管理體制歷經多次變革：建國之初，監獄劃歸人民法院管理，短短幾年後，才正式移交公安系統接管。
彼時歷經戰亂，社會秩序逐步重建，各類刑事犯罪人員激增，為了避免犯人閒置浪費，也為了讓犯人在勞動中接受改造、習得謀生技能，同時為社會創造物資價值，國家全面推行勞動改造制度。
一時間，全國各地遍地開花，建起了大量勞改農場、勞改工廠、水利工程勞改專案，犯人參與耕種農產品、製作服裝鞋帽、基建施工等各類勞作。
這支免費的勞動隊伍，被正式命名為勞動改造管教隊，簡稱勞改隊，層級分為總隊、支隊、大隊、分隊。
其中支隊是核心執行單位，一個支隊對應一座農場或工廠，對外掛國營單位的正規名頭，對內則直接稱某某勞改支隊，規模較大的專案，會由總隊統籌多個支隊協同作業。
很多人分不清當年的監獄和勞改支隊的區別：監獄承擔五項改造職能，勞動改造只是其中一項；只有身體康健、具備勞動能力的犯人，才會被送往勞改支隊。
年老、患病、殘疾的犯人則留在監獄。而各地的執行標準更是混亂不堪，有的按刑期劃分，五年以下刑期全部送勞改，有的按十年刑期分割槽域發配，沒有統一標準，全由地方按需調整。
這種管理混亂、制度鬆散、警力不足的現狀，直接導致了部分重刑犯在勞改支隊內肆無忌憚、橫行霸道，也為關樹春團伙的瘋狂行兇，埋下了最致命的隱患。
本案的案發地保安沼勞改支隊，地處蒙黑交界，地理位置偏遠，監管力量本就薄弱。
再加上彼時勞改系統的普遍疏漏，讓這裡成了部分惡性犯人的“法外之地”，也讓以關樹春為首的惡勢力團伙，得以在監區內肆意橫行。
二、惡魔團伙成型：監區裡的土皇帝，死心塌地的亡命徒
這起暴力越獄案的核心團伙，一共四人，全部是天津籍的重刑犯，為首的是關樹春，核心同夥是李強，另有兩名跟班王連群、王潤鵬，四人皆是劣跡斑斑、不思改造的亡命之徒。
首犯關樹春，1955年出生，滿族人，案發時31歲。他早年遊手好閒，犯下盜竊、逃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
1981年在天津監獄服刑，1982年7月被轉至內蒙古保安沼勞改支隊第三大隊，接受勞動改造。
此人是典型的監區滾刀肉，生性暴戾、囂張跋扈，自打進入勞改支隊，就從沒打算好好改造、爭取減刑，一心只想在監區內稱王稱霸、伺機逃跑。
在監區裡，他打罵欺負其他犯人是家常便飯，動輒動手打人、言語威脅，其他犯人敢怒不敢言，要麼忍氣吞聲任他欺負，要麼只能投靠他做小弟，徹底放棄改造，跟著他一起在監區惹是生非。
管教並非不管，可關樹春撒潑耍賴、胡攪蠻纏的本事無人能及，支隊領導對他頭疼不已，基層管教更是對他發怵，不願過多招惹。
有一次，關樹春尋釁滋事鬧得太過出格，支隊決定對他和李強一同關禁閉懲戒，兩人非但不服，反而爬上禁閉室房頂，當眾叫囂謾罵，逼迫支隊領導當眾承諾取消禁閉。
否則就一直在房頂鬧事，最終支隊無奈妥協，此事更是讓關樹春徹底有恃無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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