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19日，凌晨零點四十分。東郊一環路那段路，路燈隔老遠才亮一盞，光昏得跟沒點一樣。
路邊的水溝裡，貓著四個便衣警察，渾身上下溼漉漉的，泥水順著褲腿往鞋裡灌，蛐蛐在耳邊叫得人心煩。他們已經在這趴了六個晚上了。
組長老周的眼睛一刻不敢眨，盯著馬路東口那團昏黃的光。就在這時，一個黑影晃進了燈影裡。
別動。老周的聲音壓得比蚊子還低，旁邊的三個小夥子瞬間僵住了。
那黑影沒騎車，就一個人，走走停停，跟散步似的。可這他媽是凌晨快一點，哪門子散步？老周的手指已經摸上了腰間的槍套，掌心全是汗。一週了，就等這一刻。
五天前的那個晚上，林秀差點把命丟在這條路上。
她記得那天風特別涼，五月中旬的蓉城白天熱得穿單衣，一到半夜就跟換了季似的。她下了大夜班，腦子裡全是三歲女兒睡前哭著找媽媽的樣子。丈夫也在倒班，家裡就女兒一個人睡著沒，她不敢想。腳下的永久牌腳踏車蹬得飛快，藍布條纏的車把在風裡亂飄。
拐過那片梧桐樹的時候，她餘光瞥見樹底下有團黑東西，還沒來得及反應，那團黑東西就躥了出來，一把攥住她的車把。車輪猛地一歪，她的膝蓋地磕在車樑上，疼得她眼前一黑。
老實點！跟我走！
她張了張嘴，嗓子眼跟塞了棉花似的，怎麼都叫不出聲。腹股溝那兒貼上來個冰涼的東西，是三稜刮刀，隔著工裝都能感覺到刃口那股寒氣。她這三年天天走這條路，天黑路靜，她從沒出過事。偏偏今晚。
那個畜生把她拖到路邊的白菜地裡。泥是溼的，一踩一腳稀泥，蟋蟀還在那叫。她整個人被摁在地上，臉頰貼進泥漿裡，連哭都不敢出聲，怕出聲會挨刀子。她只有一個念頭，這噩夢什麼時候能醒。可這不是夢。那個禽獸壓在她身上的時候，她聞到了他身上的煙味，是成都牌，她丈夫抽的就是這個牌子。
等他發洩完了，坐在田埂上抽菸，火星在黑暗裡一明一滅，像鬼火。林秀撐著身子穿衣服，手指頭抖得系不住褲釦。
就在那一瞬間，她摸到了褲子口袋裡那張粉色的獎券。
成都市百貨公司的購貨對獎券，她攢了半個月的布票換來的。她腦子像被人潑了盆冷水，突然清醒了一瞬。
她把獎券撕碎了，一小片一小片，塞進泥巴里。她說不清楚為什麼要這麼做，就是覺得，得留下什麼。
那畜生抽完煙又踢她一腳，讓她騎車帶他走。她馱著一個強姦犯，騎了三里路，騎到東郊體育場。
她以為人多的地方就能脫身，結果到了體育場旁邊那個牆角，他又來了一次。
她後來跟警察說，第二次的時候她想死的心都有了。但就在那時候，她看見馬路北面過來兩個騎車的年輕人。
她用這輩子最大的力氣喊了一聲，嗓子都劈了。那兩個年輕人聽見了，調轉車頭就衝過來。那個畜生鑽進一條黑巷子，跑得比兔子還快。
有個年輕人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裹在她身上。她這才發現自己渾身都在哆嗦，工裝釦子都崩掉了兩顆。
另一個年輕人騎車追進了巷子，可那巷子跟蜘蛛網似的，繞兩下就沒人影了。
兩個年輕人把她送到家門口。她敲開門，丈夫看見她那副樣子，臉色刷地白了，一把把她摟進懷裡，什麼話都沒問。那兩個年輕人轉身走了，連名字都沒留。
5月14日下午，林秀走進金牛區公安分局的時候，兩條腿還是軟的。
她坐在民警辦公室那把木頭椅子上，還沒開口就哭了，哭了足足有五分鐘才斷斷續續說出話來。
做完筆錄，民警帶著她回到那片菜地。碎紙片還在泥裡，零零星星的粉色，拼起來能看出個字。腳踏車印也在，大半夜的菜地裡，那個紋路特別清楚。
證物有了，目擊者有了，可最要命的東西沒了。林秀回家洗了澡，裡裡外外的衣服都洗了，那有罪犯DNA的東西消失了，被她親手衝進了下水道。民警問她為啥要洗，她低著頭說：我嫌髒。
那時候的刑偵技術，沒DNA這一說。能靠的就是走訪、摸排、蹲守。民警把東郊六個派出所管著的那些有前科的人翻了個底朝天，三十多個人，挨個對，沒一個對得上。身高一米六五到一米六八，高顴骨，尖下巴，二十歲上下，隨身帶三稜刮刀——這幾個特徵寫在一張紙上，貼在辦公室牆上，民警們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人提出來，案發是週五晚上，這幫人會不會跟工廠的休息日有關？可東郊那些廠子，有的休週一，有的休週三，還有的休週日，壓根沒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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