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長李玄章緊接著發言道：“澤泓部長和雷書記的發言，深刻揭示了當前我們在改革落地過程中存在的結構性癥結——並非制度設計不足，而是政策感知和執行環節存在嚴重偏差。如果決策者無需為後果負責，那麼幹部就缺乏應有的敬畏之心，決策就容易脫離實際、淪為空中樓閣；如果責任界定模糊、問責流於形式，再完善的制度設計也無法在基層有效落實、真正惠及百姓。此次醫改工作是由江城市市長江一鳴同志具體牽頭推進的，他全程參與並積極推動。我們鼓勵幹部在改革中大膽探索、主動作為，但決不能以‘探索’為名推卸責任，以‘改革’為藉口逃避問責。容錯不等於無限度寬容，擔當更不意味著免責。真正的容錯機制，必須與精準問責有機結合。”
“問責機制必須與責任主體精準匹配，民情反饋體系更要形成完整閉環，確保每一次重大決策都能實現全過程可追溯、可量化評估、可動態校準。此次江城市爆發的大規模藥品擠兌事件，表面上看是群眾短期內集中搶購退燒藥的應激行為，實質上卻反映出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政策溫度與群眾實際感知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裂痕。正因如此，我堅決支援對相關責任人開展嚴肅追責問責，尤其要重點核查幾個關鍵環節：政策宣貫是否真正落地、是否僅停留於表面文章；風險預警機制是否有效運轉、是否存在形同虛設的問題；民情反饋渠道是否暢通、群眾訴求是否得到及時響應，而不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最終的調查結果，應當面向全省進行公開通報，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
省委常委會的會議室內，圍繞江城藥品擠兌事件的責任認定與後續處理，常委們展開了激烈而深入的討論。整個會場氣氛凝重，空氣中瀰漫著焦灼與嚴肅。
就在爭論漸趨白熱化之際，杜家樂輕輕敲了敲桌面。霎時間，所有人的發言戛然而止，目光齊齊聚焦到他身上。
杜家樂環視全場，沉穩地說道：“剛才各位同志的發言，既體現了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的勇氣，也展現了抽絲剝繭、理性剖析的智慧。這恰恰說明，我們省委領導班子不是在迴避矛盾、遮掩問題，而是在真正直面現實、正視困難；不是在推諉扯皮、轉嫁責任，而是在嚴肅釐清邊界、明確職責。針對江城市醫改試點中暴露的問題，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貫徹‘誰決策、誰負責，誰執行、誰擔責’的問責鐵律。但同時，我們也要深入研判，此次醫改的頂層設計是否本身就存在系統性缺陷——不能因為政策執行中出現了問題，就不加甄別地將所有責任全部推給決策者。”
“試想，如果任何政策在落地過程中一旦遇到困難，就必須首先追溯至決策源頭問責，那今後還有多少幹部敢於拍板、敢於決策、敢於擔當？長此以往，我們的改革事業將可能陷入‘無人決策、無人負責、無人擔責’的惡性迴圈。這種機制僵化所帶來的危害，甚至比一次藥品擠兌事件更為嚴重，因為它將從根本上動搖制度執行的底層邏輯，侵蝕治理體系的公信力與活力。”
李玄章直接回應道：“家樂書記，我認為您這樣的說法，實質上是在袒護江一鳴同志。”
他稍作停頓，繼續說道：“您強調‘不能將所有責任都推給決策者’，這一點我完全贊同；但倘若連最主要的決策者都不被納入追責視野，那麼責任的鏈條就會在最關鍵的一環出現斷裂。江一鳴同志既是江城醫改試點工作的主要推動者，又是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的第一責任人。職務與權責從來就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我們提倡容錯糾錯，但容錯絕不等於免除責任，更不等於免於審查、免於調查、免於追溯。今天大家坐在這裡討論的，不是簡單‘找誰背鍋’，而是要透過制度構建，確保今後的每一次重大決策都能夠經得起民情反饋的檢驗、風險推演的考驗和事後覆盤的校準。”
李玄章如此直白地質疑杜家樂，令在場不少常委面露錯愕。
然而杜家樂神色平靜如常，甚至更為坦率地接過了話頭：“玄章省長說得對，我確實是在袒護江一鳴同志。但我袒護的不是他個人，而是改革程序中必須保留的探索空間和擔當精神。我袒護的，是那些在政策尚未完全成熟時仍勇於牽頭試點、直面基層堵點的幹部；是那些在資訊不完全對稱、資源未充分配套的條件下，仍然努力嘗試打通醫改‘最後一米’的實踐勇氣；我更是在袒護一套成熟的制度理應賦予探索者的容錯邊界與覆盤機制。真正的責任缺位，並不在於某一次決策拍板本身，而在於拍板之前未能建立科學的民情沙盤推演機制，拍板之後未能設定有效的動態校準介面，決策過程中未能嵌入讓群眾可感知、可反饋、可參與修正的溫度刻度。”
他進一步補充道：“關於這次醫改的推行過程，肖樹民同志曾專門向我作過彙報。他也邀請了分管的趙省長及省直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進行專題會商，當時並未有人提出明確反對，這說明大家對醫改的基本方向是認可的。既然如此，是否意味著所有參與決策的人都應被一併問責？再說，醫改政策的出臺與實施，難道是江一鳴同志一個人能夠單獨決定的嗎？它是江城市委集體研究、集體決策的成果，肖樹民同志作為市委主要領導，更是最終拍板者與政治第一責任人。如果我們真要追究責任，就應該從決策鏈條的完整性出發，將所有參與者納入審視範圍，而不是將焦點僅集中於某一個人。”
“更何況，本次藥品擠兌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不良媒體釋出的煽動性報道與斷章取義的資訊傳播。同時，部分醫療機構為抵制醫改政策的調整，擅自限供藥品，進一步加劇了群眾的恐慌情緒。根據江城方面報送的調查線索，這些媒體的不實報道以及部分醫院的抵制行為，並非偶然孤立事件，而是存在組織性與預謀性。相關具體情況，仍在深入核查。在事實尚未完全清晰、責任尚未明確界定的情況下，倉促認定責任歸屬，既缺乏公平性，也有違治理現代化的本義。”
“藉此機會，我也向各位反饋一個最新情況。國家醫保總局非正式向我省傳達意見，他們在經過多輪實地調研與綜合評估後，對江城市的醫改政策設計給予了高度肯定，並初步決定將其作為全國醫改深化試點的標杆案例，計劃在更大範圍內推廣借鑑。這說明了什麼？說明醫改政策本身具有堅實的理論支撐與實踐價值，出現的問題更多源於執行環節和外部環境干擾，而非政策本身的重大缺陷。”
“在國家層面充分肯定、甚至準備推廣‘江城模式’的背景下，我們卻要對醫改的核心推動者進行追責問責。這難道不是以‘手執尺子卻量不準方向’的方式對待改革者，既寒了實幹者的心，也為未來的政策創新蒙上陰影嗎？”
“難道要用‘手術刀’式的苛刻去削砍那些勇於嘗試的‘播種者’，又或者藉助‘顯微鏡’般的精確去苛責那些默默奉獻的‘拓荒人’？”
杜家樂的話音剛落，李玄章和雷亮不約而同地對視了一眼，彼此眼中都掠過一絲詫異與凝重。
他們確實沒有預料到，國家醫保總局的反饋竟會如此迅速地傳達下來。這份反饋不僅僅是一份簡單的政策回應，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權威背書，同時也如同一面清晰而犀利的明鏡，毫無保留地映照出當前治理實踐中的成績與不足。
更為無語的是黃澤泓，他這次好不容易站出來順勢推動對江一鳴的問責，結果卻發現拳頭打在了棉花上。
杜家樂接著強調：“我們此次召開會議，根本目的是遵循上級部門的指示與要求，針對此次事件所暴露的各類問題進行系統、全面且深入的剖析，對整個流程進行細緻的覆盤，並對相關責任進行精準識別與認定。會議的重點，是要為後續一系列政策的制定提供紮實依據、為最佳化措施指明方向、為最終落地執行鋪平道路，而絕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個別案例的簡單糾正，或者陷入情緒化的問責博弈之中。”
他進一步引導說：“希望大家能夠把討論焦點重新拉回到藥品擠兌事件本身的深層癥結上來，而不是一味停留在表面化的責任切割與‘切口式’的歸因分析，更要避免陷入‘追責—免責’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陷阱。”
聽到杜家樂這樣一番明確基調的發言，李玄章和雷亮內心不由得湧起一陣無奈與不滿，暗暗埋怨道：既然早有這一番打算，為何不在一開始就向大家說清楚？這豈不是有意讓大家陷入被動應付、措手不及的尷尬局面？
會議又持續了半個多小時的深入討論與多方意見交換，才最終宣佈結束。
隨後的幾天裡，江城市政府調動全部行政與醫療資源，全力以赴遏制藥品擠兌態勢的蔓延。
經過連續三天的晝夜奮戰與多部門協同努力，終於徹底化解了這場危機。
與此同時，公安戰線的同志們經過高強度的連夜偵查與多方布控，成功鎖定並依法控制了最初散佈“藥品斷供”不實資訊的媒體機構。
透過層層深入、抽絲剝繭式的調查，最終查實該媒體背後隱藏著一條完整的利益輸送鏈條。令人意外的是，這條鏈的最終導向竟指向一家網際網路企業，而該企業經核實，與勢力龐大的厲家存在關聯。
儘管現有的證據尚無法明確證實厲家是否直接授意、甚至主動干預了該謠言的傳播過程，但對調查組而言，這些細節已不再是最關鍵的問題。
只要掌握了足以說明事實的相關證據，便已達到了階段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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