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盧斯記得自己當時的震驚。
這種話從一位剛剛擊潰了他整個集團軍的年輕將軍口中說出，真的有一超現實的感覺，瓦列裡到底在幹什麼？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這不是在交朋友吧？
但瓦列裡的眼神里沒有任何嘲諷或施捨的意味，只有一種近乎天真的認真，他真的是認真的。
“那將是我的榮幸，將軍同志。”保盧斯那天聽見自己是這樣回答，語氣是他自己都沒想到的尊重與認真。
“叫我瓦列裡就好。”年輕的將軍微笑道，那笑容很淡，卻第一次讓他疲憊的面容再度柔和了些，“在這種時候，軍銜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自從那以後，每當瓦列裡從前線返回莫斯科述職，只要時間允許，他總會來這處被稱為療養院的地方看望保盧斯，伴隨著時間流逝和關係逐漸加深，他們的談話範圍也越來越廣。
保盧斯記得瓦列裡說過他小時候在鄉下祖母家度過夏天，喜歡在河邊釣魚，雖然總是沒什麼耐心，釣不了多久就開始看書。
他說他喜歡俄羅斯的民間音樂，特別是巴揚琴的聲音，覺得那聲音裡有種土地的靈魂在歌唱是的。
有一次，保盧斯提到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瓦列裡很坦率地說自己欣賞音樂中的宏大敘事。
“音樂就應該是讓人感受美和力量。”瓦列裡當時這樣說，保盧斯對其印象極其深刻。
還有一次，他們聊到體育。
保盧斯驚訝地發現瓦列裡對足球很瞭解，甚至能說出1936年奧運會幾場關鍵比賽的細節。
“運動是和平時期的戰爭。”瓦列裡曾半開玩笑地對他說:“有規則，有勝負，但不會真的死人，這樣的競爭才是健康的。”
他們之間最深入也是最鄭重的談話之一，是關於軍事倫理的
保盧斯曾問瓦列裡，如何在如此年輕的年紀承受如此巨大的指揮壓力，尤其是那些必然的傷亡。
瓦列裡沉默了很久才回答：“每一次簽署進攻命令，我都知道會有人因此死去。”
“可能是幾十，幾百，甚至更多。”
“我無法不感受到這份重量。我能做的，只是盡我所能讓每一次犧牲都有價值，讓計劃儘可能周密，讓勝利儘可能迅速，這樣總的犧牲或許會少一些。”
“我也嘗試過麻木自己，但…我發現我根本做不到。”
“後來我也想通了，幸好我沒有麻木，如果我開始對此麻木，那麼我就配不上士兵們對我的信任，也不配坐在指揮的位置上。”
他看向保盧斯，眼神清澈語氣誠懇：“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儘快結束這場戰爭，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著更多的母親失去兒子，更多的妻子失去丈夫，更多的孩子失去父親。”
“無論是你們的，還是我們的。”
保盧斯當時無言以對。
他想起自己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後期那些絕望的堅持，那些在元首命令和現實困境間的掙扎，那些差點最終導致數十萬人毀滅的決定。
羞愧感幾乎將他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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