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之間的這次“北滿衝突”，從十二月末一直持續到二月初，杜玉霖的部隊眾志成城，在北起平野山、南至“開放山煤礦”的“滿洲里”防線上連續多次挫敗沙第五集團軍的攻勢。
而於此同時結束的還有那場本該帶走六萬條生命的“大鼠疫”，在伍連德、萬撥文、顏福慶等醫生的齊心協力下，終於先將“疫情”扼止在了“傅家甸”，然後他們又向西沿鐵路線細緻排查，直到“滿洲里”也徹底解除危機為止，粗略統計死亡人數在五千上下。
二月十四日，東三省總督錫良與外阿穆爾總督尼古拉·貢達蒂在“滿洲里”以西的“十八里站”舉行會談，就疫情責任、鐵路權益和衝突善後等幾個方面問題進行磋商，在經過連續幾天的深入交流後雙方終於達成了共識。
第一，尼古拉·貢達蒂承認沙方在處理“鼠疫“的問題上確實有欠妥的地方，並願意承擔因疫情死亡華人的喪葬費用。
第二，總督錫良認可沙方關於杜玉霖部在“哈爾濱”時存在下手過重的說法，並指出杜統制本人已認識到了這點並請了長假回白城“深刻反省”去了，總督對沙方戰死將士表示哀悼。
第三，從二月份開始，“北滿鐵路”將開始以“華沙共治”的經營方式運作，即沙國人依舊參與車站運作，而沿線的安全問題則由華國軍隊負責，沙國不得再派軍隊進入東北，鐵路的收入分配則是“五五”分。
會面也還談了其他的問題，比如沙國在“海參崴”方面的利益、遇到緊急事件時可否臨時徵用鐵路等，最後都以比較溫和的方式得到了妥善解決。
總而言之，這次“北滿衝突”可說是以華國方面的大勝而告終，而沙國之所以願意“忍氣吞聲”大體上主要有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沙國周邊危機深重。自從一九零八年奧匈帝國吞併“波黑”而沙國被迫選擇了屈辱讓步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堅定了“不再退讓”的態度並開始持續增兵此處。同時，德國因深感被“協約國”圍困也開始採取更為激進的“大陸政策”，透過支援“塞爾維亞”關稅戰的方式來遏制沙國，這也加深了沙國對自己西側安全的擔憂。
其二，沙國國內矛盾重重，多次戰略失利讓沙皇專制的合法性逐漸崩潰，政府只能靠煽動民族情緒維持統治，但同時其經濟、軍事實力又無法支撐這種情緒，虛弱與野心的鮮明對比讓沙國進一步成為歐羅巴各國眼中的“大號軟柿子”，在這樣的局面下若再分兵遠東地區顯然不切合實際。
其三，杜玉霖率領的東北軍表現過於亮眼。正應了那句“真理只在火炮的射程之內”，在將近兩個月的交火中沙方部隊可是實打實地被二百多門火炮侍候過很多次的，外阿穆爾軍區實力最強的第五集團軍減員了近半數，杜家軍強勁的實力不得不讓沙國高層感到忌憚，他們估計即便將第四集團軍的兩個師調過來也不敢保證會取得完勝，而這也成了貢達蒂選擇跟錫良“好好說話”的又一重要因素。
其四，錫良在談判前還特意先召見了倭國駐奉天代表，對倭運營鐵路的能力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大有沙國不識抬舉就將倭國人引入到北滿的意思。
其五，以阿梅利國、奧匈帝國、德意志國為首西方列強也都紛紛聲援東北，認為沙國對北滿鐵路的佔領並不符合國際法，主張應該將鐵路的建設、運營交還給東北人自己來管理。
不管如何，沙國高層在權衡利弊後，認為只吃利潤卻不用駐紮大量軍隊也算不錯的選擇，同時也相信以目前東北的實力，即便是倭軍也是不敢輕易北上哈爾濱的，因此最終選擇了退讓，只保留了“綏芬河—海參崴”段的鐵路駐軍權，且附屬地內的部隊不得超過兩千人。
不管如何，杜玉霖的“東北戰略”算是走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在隨後的歐戰中沙國主力將會被進一步地綁在西線，而他則可以安心地收復外蒙，阻止北洋勢力滲透以及籌劃對倭國的作戰了。
二月二十日，已到了白城的杜玉霖給錫良寫信，極力保舉“哈爾濱混成協”管帶焦鳳山出任“協統”之職，並承諾會盡全力保證這支隊伍的擴編完成。
對此錫良是欣然應允，他可太知道杜玉霖的家底有多豐厚了，手握“天寶山”銀礦、華霖商貿行、大孤山鐵礦、錦白鐵路經營權和遼陽制鐵廠，說富可敵國有些過分，但比起總督府有錢那是板上釘釘的，既然人家願意掏腰包擴充部隊有啥好說的？
要說錫良就不怕杜玉霖擁兵自重麼？嗨，說得好像現在不是似的，是個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杜家軍”早就成氣候了，人家現在還能把自己當上級好好說話，哪能給臉不要臉呢？
最近這半年，陸軍“二十鎮”和“第二混成協”都有不少異常的舉動，部隊內革命黨人的比例持續增加，跟這種部隊比起來杜玉霖、張作霖、馮德麟這些本地的“土匪隊伍”反倒看著更慈眉善目些，作為老牌的政客，錫良可太清楚誰能為己所用了。
當然了，按照真實歷史的發展，這些事本是不該由錫良來操心的，前一世中他因深感夾在沙倭中無力做事而在此時選擇了“辭官養病”，而過來頂替他的則是趙爾巽，張作霖便是藉此機會而迅速從“前路巡防營”統領崛起為掌管三十五個營的“巡防營督辦”的。
正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一世的歷史由於杜玉霖的發跡而產生了徹底的改變，錫良此時哪有一點“有病”的感覺啊，這東三省總督坐得可過癮了呢，只可憐那老張呦，想要如前世那樣“崛起”為東北王恐怕是沒多大的指望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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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八日，白城航空機械製造局內。
這個“製造局”是杜玉霖特意為馮如修建的，它位於白城西北約五里地的洮兒河河漫灘附近，大院廠房的後面則是一條與河流平行、長約八百米左右的“三合土”跑道。
跑道的盡頭，朱竹泉等幾名助手圍在一架銀灰色的單翼飛機旁正在做著起飛前的最後一次檢查，堅硬機身光滑得如同一枚拉長的子彈，再也看不見“馮如二號”上那些外露的、鳥骨般的木桁架了，“拉進式”螺旋槳在機頭靜止著，三片樺木槳葉微微下垂。
整架飛機最為顯眼的地方，是右側機翼上距離機身 40 釐米處焊接的倒 U 型金屬架，支架頂部有個可上下調節角度的簡易槍座，其上安裝了一挺“哈奇開斯”909 輕機槍，想要射擊則需要馮如騰出右手來扣動扳機才行。
這自然是個極為笨拙的設計，因為此時“射擊同步協調器”還並未發明出來，若不想子彈打到螺旋槳就只能如此湊合，面對馮如的不理解，杜玉霖給出的解釋是此乃軍用飛機發展的方向，哪怕目前只能做到“象徵意義”也要開始嘗試了。
隨後，被高價聘請過來的德國技師操著濃重的巴伐利亞口音朝駕駛艙裡的馮如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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