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朱元璋眼中，任何超出職責範圍的交往和議論，都可能隱藏著結黨的苗頭。
“陛下聖慮周詳。學官清流，確應表率士林，專注教職。”
張衛國謹慎道，
“然則，文人雅集，自古有之，若僅為切磋學問、吟詠性情，似亦無大過。是否可下旨申飭，令其注意行止，專心教學，以觀後效？”
朱元璋冷哼一聲：
“申飭？若申飭有用，天下早就太平無事了！這些人，讀了幾本書，便自以為有經天緯地之才，實則眼高手低，最易被人蠱惑，也最喜私下非議。”
“胡惟庸、藍玉案中，牽涉的文人還少嗎？往往就是這些清談之輩，搖唇鼓舌，擾亂視聽！”
他提起硃筆，在那幾個名字上重重劃了一道，
“全部革職，永不錄用！讓吏部重新選拔老實本分、專心教職之人！”
張衛國心中一嘆，不再多言。
他知道，在朱元璋晚年的統治邏輯裡，
預防遠重於糾錯，寧枉勿縱是潛藏的準則。
這種高壓，確實極大地抑制了官員的腐敗和結黨，但也窒息了官僚體系的活力和創造力，使得官員們只求無過，不敢有為。
更讓張衛國憂慮的，是朱元璋對皇太孫朱允炆日益複雜的期望與不滿交織的態度。
朱元璋對朱允炆的培養可謂傾盡心血。
不僅親自教導，還為他配備了當時最有名望的大儒講學，如方孝孺等，並讓齊泰、黃子澄等少壯派文臣陪伴左右，參與機務。
他希望將孫子培養成一個符合儒家理想的仁君，但同時又迫切希望孫子能迅速掌握他那些殘酷而有效的權術手段，以應對他死後必然出現的複雜局面。
這種矛盾，在祖孫的日常相處中顯露無遺。
一次，朱元璋拿一起地方豪強勾結胥吏、欺壓百姓、隱匿田產的案子考校朱允炆。
朱允炆看完案卷，義憤填膺：
“皇祖父，此等豪強胥吏，狼狽為奸，魚肉鄉里，實屬可惡！當嚴查嚴辦，將首惡明正典刑，追還民田，以儆效尤！”
朱元璋問：
“如何嚴查？地方官若與他們有勾結，如何查得清？”
朱允炆道：“可遣朝廷專使，或令鄰省風憲官越境審理，務必查個水落石出。”
“專使？風憲官？”朱元璋搖頭，
“他們就不會被收買？就不會官官相護？”
“就算查清了，按律處置，這些地頭蛇在地方盤根錯節，判了幾個，就能根治嗎？”
“他們的子弟、姻親、黨羽，會不會懷恨在心，將來伺機報復，甚至煽動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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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之父祖皇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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