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回答“俄國正在發生著什麼?”這一問題的話，那麼答案就只能是“盜竊”。
——尼古拉·卡拉姆津
在來到俄國親身體會這個幅員遼闊國家的風土人情前，我曾經不止一次從文獻資料中讀到有關該國政府機構及官僚的腐敗驕縱。但對於這樣大的國家，僅僅以好官與壞官來區分官員的品行和性格必然會導致以偏概全的現象發生。
根據我的觀察，僅就性格脾氣而言，俄國官員與其他國家並無太大區別，其中既有內心善良、性情溫和的，也有蠻橫粗暴、兇狠暴戾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一個官員脾性如何，他們都是以貪汙受賄為生的，就好像他們是來自異族的征服者，而俄國百姓是被征服者一樣。俄國官僚的社會是一個高度封閉的體系，他們傾向於、且只與自己同屬一類的人相互協作，奉承上級和欺負下級，他們鍾愛官階等級體系和自動晉升機制，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他們體制外的一切存在都被他們視為狂亂的無政府狀態，他們本能地排斥那些過分熱心者和謹小慎微者，因為這個體制要求所有人都參與賄賂，以建立一條共同責任紐帶，正如醉漢不喜歡清醒的同伴一樣，竊賊在誠實的人面前也會感到不自在。
腐敗問題在各國屢見不鮮，但俄國官場卻存在一個特殊的、我不曾在他國見到的獨有現象。
俄國官員自然而然的將腐敗收入區分為“無罪的收入”與“有罪的收入”，受害人的身份成了區分二者的重要標準。
“有罪的收入”指那些以犧牲皇室利益為代價獲得的收入，例如挪用政府資金或蓄意偽造某些政府需要的資料。
“無罪的收入”則指那些以犧牲社會公益為代價獲得的收入，包括勒索百姓得來的錢財，以及在司法審判中收取的賄賂以在案件的審判中偏向行賄的一方，這種錢通常以加急費的形式出現，即為加快公民與政府間事務辦理進度所收取的小費。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收受“有罪的”賄賂時，受賄官員遵循不成文的收費標準並且找零的情況並不罕見。
而根據我的親身經歷，對於損害國家利益，即獲取“有罪收入”的官員，政府的巡視人員會毫不留情地追究其責任並從嚴從重處理。然而，如果受害方是平民，除非引發重大社會影響，否則他們很少會出面主持公道，這在俄國幾乎已經形成慣例。
——亞瑟·黑斯廷斯《1834年例行外交報告》
市長府邸的書房裡，書架上堆滿了各類不值一提的文獻，火爐旁燭光搖曳。
書房的正中心，支著一張用紅漆和綠布裝點的橡木牌桌。
七八位身穿黑色晚禮服的沙俄官員圍坐在牌桌旁，桌上攤開了一副牌。
官員們或坐或立，臉上寫滿了警惕與期待。
畢竟，大夥兒心裡都清楚，今天可不是簡單的賭博娛樂，它更像是一個無聲的政治戰場，一場耐力與心機的較量。
在這群人當中，最放鬆的莫過於有著一副令人信服貴族風範的赫斯廷戈夫上校了。
他叼著一根雪茄，指尖偶爾滑過手中的紙牌，口中時不時蹦出一兩句輕蔑的法語，語調平穩清晰，清晰的音節結尾，仔細一聽，那絕對是最地道的巴黎口音。
市長巴卡爾金時不時撥弄著桌上的菸灰，輪到他出牌時，便看見他的指尖在牌面上微微一停，思忖片刻，方才猶猶豫豫地抽出一張牌緩緩地推向桌面。
“市長先生，您今天運氣真差。”亞瑟攤開手牌扔在桌上：“又是我贏了。”
市長裝作苦惱的扶著前額唉聲嘆氣，他從懷裡摸出錢包，取出三張盧布放在桌上：“唉呀！我這爛運氣！上校，您的牌打的真不錯。”
亞瑟打了個響指，身後充當小跟班的督學便趕忙替他把盧布收起來。
末了，亞瑟還不忘吩咐道：“阿列克謝·波爾圖諾維奇，賭資是你借我的，按咱們說好的來，我拿三分之二，你拿三分之一。”
督學哪裡敢收這筆錢，他彎著腰笑呵呵的婉拒道：“能贏錢是您的本事，我何德何能拿您三分之一呢？”
豈料，亞瑟卻不由分說的開口道：“讓你收下你就收下，我這個人說話向來講信譽。對了，你們誰要是玩累了，便換阿列克謝·波爾圖諾維奇上吧，我看他在我身邊都坐著急了。”
亞瑟話音落下，然而卻半天都看不見一個下牌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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