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為了維持家庭成員的生活需要，家庭每增加一人，則每週的收入需增加1先令6便士。當面包的價格在1先令之上每上漲1便士，他每週就需要多支出3便士，每位家庭成員則需要多支出1便士。
如果他的工資水平達不到這個標準，那麼教區應該在救濟金中替他補足。
作為一項提倡社會公平的財富再分配計劃，《斯皮哈姆蘭法令》的提出無疑是成功的，許多原本按照標準無法領取救濟金的窮人也因此得到了社會救濟，並得以藉此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對於政府財政來說，《斯皮哈姆蘭法令》的透過無疑是災難性的。
由於物價的逐年上漲，與通脹指數掛鉤的‘工資補貼’也狂飆突進。僅在1817到1832年間，全國濟貧支出便猛增23%，政府財政不堪重負。
更糟糕的是，由於工人的工資差額會由政府補足，所以許多勞動密集產業的工廠主會刻意壓低工資價格，因為哪怕他們只開每週一便士的工資，教區也會將工人收入補足到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加之，由於窮人只能在戶籍地的教區領取工資補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這也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種種因素加在一起，自然不能為信奉自由主義的輝格黨所容。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廢奴法案》《工廠法》《新濟貧法》雖然是三項改革舉措，但實際上卻是一套連招。
《廢奴法案》需要付出2000萬英鎊的財政支出，但是卻能解放奴隸的勞動力，放這些成年壯勞力進廠，提升工廠的工作效率。
《工廠法》禁止9歲以下童工在紡織廠工作，限制9-18歲青少年工的工作時間，這一系列規定不僅是為了保護兒童權益，更是由於兒童的工作效率過低，並且任由孩子過早工作會直接損害不列顛未來的發展潛力。
至於童工出清後留下的工作崗位，則將會由《廢奴法案》釋放的奴隸壯勞力填補。
而為了達成前兩個法案，尤其是為了湊出《廢奴法案》需要支出的2000萬英鎊，就必須在支出逐年攀升的《伊麗莎白濟貧法》上動刀。
在議會改革完成後，輝格黨對《伊麗莎白濟貧法》動刀是非常有支援基礎的。
眾所周知，土地貴族、教士、銀行家以及軍隊是託利黨的基本盤。
而輝格黨的基本盤則是工業資本和新興的中等階層。
在1832年議會改革後，因為投票範圍的擴大，中等階層的話語權已經完全壓倒了傳統土地貴族。
而最讓這幫人看不順眼的便是逐年攀升的濟貧稅了。
因為教區徵收的濟貧稅範圍是教區內的全體居民，而每年需要支付的濟貧稅以每英畝土地或每英鎊的房租來計算。
而在託利黨執政時期，這群土地貴族和大銀行家普遍認為這點稅收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但卻能穩定社會環境，所以他們並沒有意願去改革濟貧法。
但是對於剛剛取得投票資格的中等階層，甚至是那些仍然沒有取得投票權的中下階層來說，每年的濟貧稅支出可實在是太疼了。
所以，當輝格黨提出要改革《伊麗莎白濟貧法》，降低政府財政支出時，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無比擁護。
至於輝格黨的另一個基本盤——工業資本家們，這群人雖然覺得政府取消工資補貼會使得他們的用工成本上升。
但是，畢竟輝格黨在此之前已經用《廢奴法案》釋放的新增勞動力安撫過他們了。況且，這些工業資本也意識到了，取消工資補貼會使得不少從前被束縛在地方教區的貧困勞動力湧向新興工業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如果仔細計算，就算最後他們的用工成本依然會上升，但是工價上漲的範圍應該還是在可接受範圍之內。更不用說，這幫新增勞動力還會創造出更多的消費需求，所以工廠主群體也沒有對《濟貧法》改革表示堅決反對。
但是，這件在輝格黨眼裡皆大歡喜的好事，卻不代表所有人都認為是好事。
尤其是迪斯雷利這個崇尚英格蘭古典精神的託利黨新秀，他覺得《濟貧法》的改革簡直就是滅頂之災。
這個猶太小夥似乎已經看到了美麗古老的英格蘭鄉村將在這次改革後被徹底摧毀，所有人，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他們都將告別美麗的鄉間生活，奔向那千篇一律令人絕望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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