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家人就收起了蒙古包，趕著牛羊，在一百名騎兵的護衛下，向著呼倫貝爾草原遷徙。
蒙古人就是這個樣子，收拾好了就能走，再回來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游牧到哪裡就住到哪裡。塔娜和安三溪並騎，看著遠處的白音烏拉山流淚，她的父母兄弟都出生在這裡，長大在這裡。兄弟像是候鳥一般飛走了。姐妹嫁人也跟著夫家游牧不知道去了哪裡。
在草原上，分開可能就是永別。
這裡的生存環境極度危險，又缺醫少藥。生了病只能自己扛。甚至出去走一圈都可能被暴風雪凍死。被野狼咬死，甚至碰到黑熊、雪豹。這裡到處都是鼠疫、出血熱、霍亂。沒有乾淨的水源，水裡大部分都有寄生蟲。
直到新社會了，有了一個真心關心百姓的好政府，才改變了這一切。底層蒙古人才過上了人過的日子。
那時候，經過清朝的減丁政策和統治手段的破壞，草原上人口銳減。
新社會後，經過統計，草原上黴毒流行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各種花柳也大面積傳播。
清朝的盟旗制度規定，沒有朝廷的特許，不許任何人離開封地。私自出境的。親王罰十匹馬，臺吉罰五匹馬，普通人罰一頭牛。
目的就是把他們封閉起來，老死不相往來。這加劇了傳染病。而且血緣太近，生育一代比一代艱難。本來草原和北亞、北極圈的民族有用妻女陪睡過路客商的習慣。就是為了懷上外來人的孩子，改善血緣太近最後生不出孩子的問題。
不得不說這些政策，都在關鍵的地方抑制了人口的增長。
同時清朝認真學習了，東林黨是如何搞垮明朝的，他們舉一反三，在草原上給信教的免稅，免除徭役。來類比士紳不交稅。
這導致為了逃稅和徭役，跑去修行的人越來越多，虧空的賦稅和徭役都分攤在普通人的頭上，他們的賦稅和徭役越來越重。於是，出家的人更多。
馮玉祥的草原紀實寫道：一家五個兄弟，四個都出家，只有一個娶妻生子。蒙古本有1600萬人，如今不足百萬。
因為男性減少，好多女人只能和斧子、板凳結婚，在形式上結婚。
這也導致了，必須自己出去找男人解決生理問題。這裡本就沒有禮教束縛，男女關係隨便。這導致關係更加混亂。一個男的和非常多的女人保持關係，而且很多男女關係是交叉的。
女人在外面染病，回來後傳染給自己的丈夫。因為公用被褥和生活用品，沒有衛生概念，又傳給家人和孩子。造成了災難性後果。
沒過太久，在這種操蛋的政策下，草原上黴毒大爆發。
新社會後統計，感染者中，女性中佔比63%，男性超過51%，草原上的漢人超過30%。他們又缺醫少藥，只能越來越重，大量人口死亡。
當時草原上有句話，“風吹草低見牛羊，不見孩兒叫聲娘。”
黴毒導致生下來的都是死胎，沒死的四歲前夭折的也佔一半左右。正常漢地這個夭折率只有3%。再這麼下去這個民族就要滅亡了。
新社會承擔起了改造舊社會的責任。當時大量的工作隊，醫療隊以大無畏的精神，深入草原。去給他們免費治療。宣傳衛生的生活習慣。
可是他們幾百年來來被外來者整怕了。大清、馬匪、軍閥、商人、小鬼子，沒有一個有好心，他們極度的不信任外來者，根本不讓進蒙古包。
這些老一輩的醫療工作者，就先幫他們幹活，拉家常，先熟悉，獲得信任。然後把針打進自己的胳膊表示沒有毒。這才逐步的讓他們接受了治療。
有一個女人，接受治療後，十年生了九個孩子。
新社會給邊疆的少數民族帶來了新的曙光，最底層的百姓從此過上了人的日子。紅太陽第一次照耀在他們的身上。在青臧，在蒙古，很多氈包裡，掛著他的畫像，牧民把他當救主一般朝拜。
明末的草原上，生活同樣是極其艱苦的，分散的居住，導致看病難，買賣難，安全也沒有保障。但比大清還是要好不少。
楊府的勢力進入草原後，取締了原有的濟農、臺吉、那顏、牧主。直接把統治階層弄去開礦。
他們多佔的女人分給下層百姓為妻。草場和牛羊交給牧業隊成為集體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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