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以對之。
其一，掌控制造端，建立統一採購。
其二，設定物價署，確定每年公佈基礎物資的標準參考價。考慮到各地運輸成本和儲存成本，規定價格上下浮動範疇。
其三，於製造端建立成本稽核制，年度小審，五年一大審。
說白了，蔡成就是把建國初期的計劃經濟體系，搬到了東漢末年。
以蔡成的對比來看，東漢末年和建國初年，從本質上來看，社會形態相差並不是很大。
比如說，都是農業社會，九成以上是農民；
比如說，都是未開智的社會，九成以上是文盲；
比如說，整個工業，手工業佔據了極大的比例；
比如說，都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導致社會學、哲學滯後，無法引導社會的發展……
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下，計劃經濟體系，是最適用的。
有了計劃經濟體系，再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接著就是潛移默化地打造工業體系，引導社會朝著工業化發展。
蔡成預計，在十幾年內，連佔據東南亞一季三熟之地都可能做不到，更無論得到土豆、紅薯、玉米等物種了。
如此一來，要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就只能依靠增加食用肉類和海產。
肉類的來源，主要依靠草原。
畢竟，內地飼養牲畜，也要消耗大量農作物的。
一般農戶多養雞鴨鵝和兔子就可以了，也可以養點豬。
日後，大型養豬場，都會搬遷到幽州、幷州靠近草原的地方，由草原供應豬草。
可不能在草原上養豬。因為豬喜歡拱地，草原上的植被很脆弱，很容易被豬拱地而破壞。
實現上述目的，就需要民族大融合。
草原向中原提供足夠的肉類，中原向草原提供糧食、雪花鹽、布帛和其他所需用具，並幫助草原防止嚴寒。
所有的流通，由民間商號和農家樂負責，就此形成一個經濟迴圈。
有了完整的計劃經濟體系，琅琊王氏、謝氏哪怕再睿智，思維再逆天，最終也只能承認蔡成比他們更高明。
畢竟，他們沒有上帝視角，只能受限於自周以來的知識體系。
琅琊王氏、謝氏也因此對“新農體系”，有了全新而深入的理解，更是對“新農體系”推崇倍至。
在蔡成的建議下，王氏、謝氏族人兵分兩路：
一路前往東萊大學堂，參與官吏培訓；
另一路都是在外有名望的族老，負責去遊說琅琊國和泰山郡的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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