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河夾在中間，額頭上的汗珠滾落下來。陸海山他不敢得罪，某艦艇他更不敢耽誤。
而眼前這個江夏，雖然年輕，但證件和背後代表的東西，讓他心驚肉跳。他臉上的表情像是要哭出來，嘴唇哆嗦著，看看陸海山，又看看江夏，最後目光落在自己被江夏圖紙蓋住的那份港商合同上，那下面壓著的，是實實在在的、能解決廠裡燃眉之急的“糧食”。
江夏看著眼前這一幕。看著顧長河的左右為難和汗如雨下，看著陸海山毋庸置疑的強硬和焦灼，看著桌上那份露出一角的、承載著“全廠飯碗”的港商合同。
所有這些，交織成一張巨大而“合理”的網，將那個十二月交付的承諾，牢牢地困在網中央，動彈不得。
誒，難辦啊……
說實話，江夏是挺明白顧長河的糾結的。
他明白，是因為他在後世，透過爺爺輩的人述說過比這更慘烈的掙扎。
九十年代末，國企改革進入攻堅期，“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十六個字，像一把懸在千萬工人頭頂的利劍。
紡織行業率先試點，緊接著是機械、化工、輕工……曾經撐起共和國脊樑的國營大廠，一夜之間關停並轉。
廠門口的鐵柵欄上掛滿橫幅，車間裡的機器聲一天比一天稀，工人們抱著紙箱走出廠門，回頭看一眼自己幹了大半輩子的車間，眼眶紅得像兔子。
劉歡那首《從頭再來》就是那幾年唱遍大街小巷的。
“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進風雨。”歌聲在收音機裡一遍一遍地放，下崗工人在路邊支起修鞋攤、蹬三輪車、擺早點鋪，從頭再來，說得輕巧，做起來像扒一層皮。
他透過紀錄片，見過雙職工家庭兩口子同時下崗，每個月領著不到三百塊錢的生活費，孩子上學的學費都湊不齊。
他也曾經聽聞紡織女工跪在車間地上，抱著機器哭，說這臺織機跟了她二十八年，比她兒子還親。他也聽爺爺說過工廠的老師傅，焊槍被收走的時候，手指攥著槍把不撒開，指節發白，眼眶發紅，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後只說了一句“我這手藝，還能幹”。
那不是一個廠的事，是整整一代人的陣痛。
任務要完成，工人要吃飯。這兩個東西擺在一起，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是都沒有退路。
顧長河夾在中間，往左是陸海山拍桌子，往右是江夏紅標頭檔案，往底下看還有幾百張嘴等著發工資。換誰坐那把椅子，都得愁白頭髮。
江夏心裡嘆了口氣。
但他不能退。
水翼艇不是普通的船，十二月不是普通的期限。
那位老人要出海，這艘船就是他的腿。
腿斷了，人怎麼走？
江夏深吸一口氣，把帆布包從肩上卸下來，擱在桌上。帆布包落在桌面的聲音不大，但悶得很，像塊石頭砸在棉花上。
江夏拉開拉鍊，把證件塞了進去。
陸海山還站在桌邊，右手撐著桌面，指尖泛白。他盯著江夏的動作，嘴唇抿成一條線，額角的青筋跳了一下。
顧長河坐在椅子上，身子往前傾，手肘撐著桌面，兩根手指捏著菸屁股，菸灰已經燒了一截，沒掉，像一根灰白色的蘑菇長在濾嘴上。
江夏拉好拉鍊，把帆布包拎起來，放到腳邊。
帆布包落地的時候沒聲音，但金屬拉鍊頭磕了一下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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