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您要鎮痛藥，是為了他？”江夏開口了，語氣有點乾巴巴。
裘老點了點頭：“他還在。但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如果可能……小江，你這批鎮痛藥全都給我分配行不行？”
不待江夏回應，裘老先生自顧自的說了下去。
“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在我們的西部，在那些風沙線上，在那些戈壁灘裡，在那些你們聽都沒聽過的窮鄉僻壤，還有很多人。
他們拿著最少的工資，幹著最重的活，操著最多的心。風沙把他們臉上的皮吹掉了一層又一層，鹽鹼地裡的鹼水把他們的腳泡爛了又結痂，結痂了又泡爛。他們從來不喊疼……
不是不疼，是覺得喊了也沒用，耽誤幹活。
等疼得實在熬不住了，送到醫院一查，不是晚期肝癌就是晚期胃癌，要麼就是腎功能衰竭，能治的辦法已經不多了。
我們當醫生的站在旁邊，除了開幾片止痛片，什麼都做不了。”
裘老先生終於停下了述說的慾望，把搪瓷缸子放在臺階上，站起來，走到窄窗前。
黃浦江的風，帶著水汽從窗縫裡擠進來，把他花白的鬢角吹得微微拂動。
“好！都由您來分配！”
裘老先生身子震了震，轉過身來，仔細打量江夏，彷彿在問江夏有沒有說大話。
江夏的哼哈二將此刻動作無比一致的掏兜，各自摸出一個小本本，只不過一個是紅色的，一個是黑色的。
但上面金色的國徽卻無比的一致，金燦燦的，好像太陽一樣。
裘老先生吐出一口濁氣，言語間恢復了一點輕快：
“小江同志，你的這批藥，我已經不好意思開了這個口了，既然你能應允，那我替那個，不，是那些病人說一句多謝。”
江夏沒有說“不用謝”，他覺得受不起。
他在想一件事。
裘老剛才問他能不能把鎮痛藥全都分配給他——不是為了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蘭考那一個人。裘老說的是：“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在我們的西部，在那些風沙線上，在那些戈壁灘裡，在那些你們聽都沒聽過的窮鄉僻壤，還有很多人。”
這句話在江夏腦子裡轉了好幾圈。
他原本的思路很清晰：後續治療藥用在陳工身上，鎮痛藥用在蘭考那位身上，一筆一筆都落到實處，絕不讓任何一支藥被浪費、被截走。
可裘老這一番話，把他從一個具體的問題拽進了一個更大的圖景裡。
華國不止一個陳工，也不止一個蘭考。那片從東到西綿延幾千公里的土地上，有多少個縣委書記正頂著木棍在藤椅上硬撐？有多少個採礦工程師正捂著肝區在戈壁灘上畫圖紙？
有多少個老戰士、老技術員、老教師，正把身上每一處疼痛都當成“小毛病”，隨手壓下去繼續幹活？
他不知道。
也許有很多，也許沒有那麼多。
但哪怕只有一個，也已經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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