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63年的滬上而言，一天的分量，從來都不是二十四個小時那麼簡單。
在黃浦江畔的碼頭，它是遠洋貨輪靠港的視窗期。
晚一天靠岸，裝卸隊的計件工就少拿一天超額糧票，外貿公司的出口訂單就要扣罰違約金，連帶著港務局的月度報表都要添上一筆刺眼的欠賬。
在國棉十七廠的細紗車間，它是紅旗班組的生死線，差一天完不成季度產量，牆上掛了半年的流動紅旗就要摘走，班組每個人的獎金、布票都要跟著受影響。
在遍佈弄堂的街道糧店裡，它是家家戶戶的口糧底線。每月固定日子發糧票，晚一天，家裡人口多、存糧少的人家，就得靠雜糧糊糊硬撐一天，孩子餓得哭，大人心裡慌。
放到機關裡，一天的分量更重。、報表晚報一天，是工作態度問題；指標晚完成一天，是執行力度問題；涉及政策落實的名單晚上報一天，輕則通報批評，重則追責問責。
沒人敢拿自己的前程開玩笑，更沒人敢拿政策的嚴肅性打折扣。
對劉幹事來說，多給滬東廠寬限這一天，是踩在紅線邊緣的冒險。他要編理由、打掩護，要扛著區裡的催促壓著名單，賭上自己的工作評價，去換一個他自己都覺得希望渺茫的可能。
而對滬東廠家屬區那幾十戶有適齡孩子的工人家庭來說，這多出來的一天一夜，早已不是報表、糧票、紅旗那麼簡單。
它是一道門檻。
門這邊，是滬上的弄堂、熟悉的廠房、爹媽熱乎的飯菜；門那邊，是幾千里外的戈壁、漫天的風沙、望不到頭的開荒日子。
一步跨過去，就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有的人用一天完成了技術攻關，有的人用一天跨過了人生最大的坎。也有的人，用一天失去了所有選擇。
周建明不知道自己還能抓住幾個這樣的一天，但他知道，每多一個，就多一次把南牆撞出窟窿的機會。
門簾還在門框上晃盪，劉幹事的腳步聲在弄堂裡漸漸遠了。
門外那些一直豎著耳朵聽動靜的工友們這才湧了進來。
剛才屋裡的對話，隔著門板聽了個七七八八，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一樣的表情——剛燃起來的那點火苗，被一盆冷水兜頭澆滅了，連青煙都冒不出來。
誰家沒個半大孩子？誰家不在為下鄉的事犯愁？本來聽說廠長有辦法，心裡都亮堂了一陣，轉眼又被打回原形。
周建明從桌上抬起頭，抹了把臉。剛才那副生無可戀的頹喪被他一把抹乾淨了，換上的是平時在車間裡訓話時那種不怒自威的平靜。
“都聽見了？”他站起來，掃了一圈屋裡的人，“聽見了就好。我講三件事！第一，下午按時上班，水翼艇的分段預製不能停，誰掉鏈子我找誰。第二，今天這屋裡的事，尤其是擴招的話，出了這個門，誰都不許往外傳，先爛在肚子裡。第三……”
他頓了頓，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子弟們的事，我接著想辦法。天無絕人之路。”
工友們互相看了一眼。自從周建明把水翼艇專案從江南廠硬生生撬到滬東廠，他在廠裡的威望就一路走高。
不是靠嗓門，是靠幹實事。他說要接著想辦法，那就是真要接著想。大夥一個接一個地點了頭，沒人多嘴追問，各自散了。
有幾個年輕學徒甚至下意識站直了身子才轉身，像是這句承諾是一道必須立正接下的軍令。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屋裡只剩陳家四口和周建明。陳嬸還站在灶臺邊，圍裙角被她攥得皺巴巴的。陳根生蹲在門檻上，臉埋在胳膊裡。陳志強靠在牆角，嘴唇抿得緊緊的，眼裡那點剛才在車間裡放出來的光，已經暗了大半。
陳德順站在桌邊，粗糙的手掌在工作服上蹭了又蹭。剛才從絕望到驚喜，又從驚喜跌回失望，過山車似的幾輪下來，這個老工人臉上滿是疲憊。
可最讓他過意不去的，是廠長為了他家的事，要去碰那麼大的釘子，冒那麼大的風險。
陳德順慢慢站起來，走到周建明面前。這個六級鉚工在廠裡幹了三十年，什麼硬活都扛過，什麼難活都啃過，從不跟人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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