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祺也是個趁著時勢而起的人。
他在洪武時代的後期如同流星般崛起，在短短時間內就攫取了儒門在士林的聲望。
又在洪武、建文、永樂三朝交替的關鍵時刻，幾乎成為了天下人望之種，捍衛了一切當世之人認為正確的東西，成為了天下楷模。
“那麼文廟中到底該選何等樣的人物，就明瞭了。”李顯穆高聲道：“自孔子以降，歷朝歷代有沒有為國盡忠、天下稱是的儒生先賢，而不能入文廟的呢？
歷朝歷代有沒有德行昭昭為天下楷模，而遺留在荒野不能被後世所祭祀的人呢？
歷朝歷代有沒有功績比於日月，為國事而不惜自身，於史書上留下‘工於謀國、拙於謀身’評價的純臣呢？
在這座文廟中所配享的人，應當是那些縱然孔子復甦，也讚歎一聲當真好臣的人。
能者上，不能者下，世道向前，便當如此是也！”
李顯穆說完，心中亦久久激盪，自他入仕十年以來，改選文廟之事，是他自己認為功業能排前二的大事。
改變人的軀體容易，改變人的思想卻難。
平復了下激盪的心情後，李顯穆向皇帝施禮，示意自己暫時說罷，接下來就該其餘人開口了。
相當於李顯穆立下了一個此事的總綱領，後續之人所說的話，所選的人，都要在這份綱領章程包含之中。
“顯穆正說出了朕心中所想啊。”皇帝的聲音自上而落下，“君臣相知相信，則天下大事可成。”
話雖如此，可終究不可能，在捍衛權力的道路上，只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就像是一隻老虎和綿羊說要交朋友，如果綿羊相信了，那它就該死了。
除非這隻老虎被鏈子拴著，前後左右都有刀槍劍戟指著。
自禮部尚書鄭歡開始題名七十二賢人的名單，孔子是春秋時期的人物，距今已經有兩千年，這兩千年中，興起覆滅的國家、朝代也稱得上繁多。
縱然將人選侷限在儒門之中，從漢朝起，僅僅大朝就有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中間又有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這樣國家繁多的亂世，從其中選七十二個出身儒門，頗有功績、為國盡忠，又列在當世大儒的人，並不難。
畢竟“當世大儒”這一點實際上就已經降低門檻了。
不說宋濂、方孝孺等人，就連當初李祺隨手碾死的禮部尚書李原名，也是當世的大儒，這一類人並不需要有什麼可以流芳百世的學術成果，只要在當時學術成果就足夠。
這就有點像是牛頓、愛因斯坦這種開創性的大佬，和並沒有太多開創性，但在當時也是一流科學家的對比一樣。
一個個人名被道出，而後便是紛紛然的討論，有些是不太有爭議的，比如盧植這種，再比如董仲舒入七十二賢人還是沒問題的。
但有一些自然就會引起爭議。
很快這種爭議就化為了相互之間的攻訐和貶低。
古代人和現代人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對於自己喜歡的歷史人物，就拼命吹捧，對於自己討厭的歷史人物就死命的貶低。
之所以古今對於同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會大相徑庭，實際上是評價標準不一樣。
比如古代人對西漢時期皇帝的排名，首推漢文帝，而後才是劉邦，再往下是漢宣帝，至於再往後，也就不排了。
而現代人雖然也承認上面三個是好皇帝，但卻把漢武帝排在西漢第一。
之所以差別這麼大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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