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文明嫁接的榮耀，你們將親眼見證，歐羅巴的智慧如何與華夏的實用理性結合，誕生出人類第三種科學傳統。
第五，學術的自由，你們可以研究你們想要研究的，沒有權利的束縛和干擾，前提是不能以批評政治為根本。”
五個承諾，歐洲的眾學者們呼吸再次急促了幾分，眼中滿是激動之色。
雖然歐洲是文藝復興，提倡自由，但實際上它是在宗教、政治和社會的重重枷鎖下，一次在夾縫中艱難生長的思想解放運動。
羅馬天主教會仍是思想審查的終極仲裁者，宗教裁判所始終高懸利劍。
任何質疑教義、批判教會或宣揚“異端”思想的書籍都會被查禁，出版商和作者面臨火刑、監禁的風險。
布魯諾因堅持宇宙無限論和異端哲學觀點，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
伽利略因為支援哥白尼日心說，被終身軟禁，若非托斯卡納大公的周旋，也早就被處死了。
在政治上庇護與審查一體兩面，學者和藝術家的“自由”高度依賴貴族、富商或教皇的個人庇護。
庇護人提供資金和保護，但也控制著創作主題和觀點。
所謂的文藝復興只是言論和探索的灰色地帶被拓寬了一些，又或者在一個地方被禁止的思想家，可能逃往另一個相對寬鬆的地區。
文藝復興的偉大，不在於它實現了自由，而在於它在堅冰上鑿出了裂縫。
如今大明皇帝和大明的科研環境與歐洲相比，寬鬆的不是一點半點。
資金，就算是他們的庇護人給他們提供了資金，但絕不會提供無限量的資金，他們的資助是一種高度理性、帶有明確期望的投資或交易。
米開朗基羅與教皇尤利烏斯二世的衝突、達·芬奇頻繁更換庇護人，都體現了這種不穩定性。
庇護人的出發點是基於聲譽與不朽、實用知識與服務、經濟利益、宗教與道德資本等等綜合因素。
伽利略的悲哀是當他的科學發現觸碰到教廷（其終極庇護人）的神學核心時，保護瞬間轉化為鎮壓。
因此，庇護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文藝復興得以發生的發動機，也是束縛思想真正自由的金絲籠。
可在大明這裡，沒有這麼一說，幾近無限量的研究資金、學術上的自由、沒有官方這種外行的干擾等等，這些都是一名科研人員最為喜歡的。
他們並不覺得這是大明皇帝在騙他們，能總結出來的人才、科技、創新三大因素的皇就說明了皇帝對科研上的深刻認知。
如此種種，他們還有什麼理由不效忠大明的？
又回答了眾人的一些疑問之後，這場外來學者的朝拜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這只是歐洲學者們看在學術環境上的最好的選擇，並沒有真正的降伏其心。
於是崇禎再次開口：“既然諸位都同意服務大明瞭，那朕也要對諸位一些要求了，或者說是你們近一段時間的科研方向。”
眾人精神一震，暗道正事兒要來了。
在眾人期待的神色中，崇禎看向了最前方的伽利略：“伽利略先生，朕讀過您《星際使者》的漢譯本。”
崇禎走到伽利略身前，直視著這位為真理奮鬥的老者：“在朕看來，你受審不是因日心說，而是因動搖了‘知識解釋權壟斷’，
這與朕改革之前士大夫壟斷經典解釋如出一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