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留學生現在就很躁動。
他們在留學生中佔比很大，在1965年之前，每年他們都要往華夏派遣三千多人留學，1964年越南留學生在留學期間，這邊免費供給宿舍、免收學費、免費醫療，越南自行負擔越南留學生個人的學習生活費。
1965年，根據指示，來華所有越南留學生的生活費用均按越方原定標準統一由這邊負擔，不再採用過去“越方負擔，我方墊付”的方式。
同時，當年來華的越南留學生服裝費用（包括服裝和被褥費）也由這邊負擔，每個學生的服裝費用不超過400元。
一直到1979年這個政策才出現變化。
在這期間，國內一直對他們保持高規格的待遇，服裝費用都有四百元，在1965年那會兒，一個首都華夏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資才三十到四十的樣子，他們的服裝費就是將近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了。
這金額就算是放到現在的1978年，依舊屬於是高支出。
就算是方言家裡，一年一個人的服裝費用，也沒有四百這麼高。
然而，部分留學生將這種善意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將這種援助曲解為“上供”。
這種心態背後存在文化認知差異：
對某些群體或國家而言，若缺乏必要的警示與原則邊界，善意極易被當作軟弱，從而滋生蹬鼻子上臉的傲慢。
……
方言走進教室，發現同學們正圍著留學生的話題議論紛紛。
細聽之下，原來事情的起因是“大金”被欺負，班裡的反應格外強烈。
畢竟涉及自己人吃虧，大夥兒的情緒都有些激動。
最初，大家的不滿還只集中在阮文雄等四人身上，可自從威脅事件發生後，這份反感便迅速蔓延，演變成了對全體越南留學生的集體牴觸。
“方哥來了！”宋建中一眼瞥見方言走進教室，立刻大聲招呼道。
班裡其他同學也紛紛扭頭跟他打招呼，話題很快從留學生事件，轉到了今天僑商治病的經歷上。
原來，中午去燕京飯店的六個同學一回到學校就聽說了校內的風波，還沒來得及分享此行見聞。
這會兒方言到場，大家總算想起要追問他們中午的經歷。
六個同學早就憋得夠嗆，立刻七嘴八舌地講起在燕京飯店吃飯的事兒。
在這個年代，能去那兒吃頓飯確實是件稀罕事。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露出羨慕神色。
之前跟著方言的幾個同學雖沒去過燕京飯店，但早已不止一次吃過飯店送到醫院的外賣，此刻聽著同伴的講述，竟擺出一副“過來人”的淡定模樣，彷彿在說“這都是小場面，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實際上，他們心裡多少還是有些好奇：燕京飯店的堂食服務究竟是什麼樣的？
就在同學們圍著那六個同伴追問細節時，方言把楊景翔叫到一旁，開口問道：“好久沒聽你提林勝勇的情況了，他現在怎麼樣了？”
“沒啥事兒，該上班上班，我聽我爸說，他現在每天都樂樂呵呵的。”楊景翔答道。
方言追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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