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嚴世鐸在燕京的幾個住址。”他說，“一個是部裡安排的房子，在東城區；一個是他自己家的房子，在西城區，他妻子就在這；還有一個，在朝陽區，登記在他一個遠房親戚名下，但實際歸屬人應該也是他。”
這幾個地址都是沈莫北費了心思搞來的，尤其是朝陽區的房子，是他親自盯梢發現的。
王剛拿起那張紙，看了一眼，摺疊好，放進貼身的口袋裡。
“你的意思是，讓我盯嚴世鐸的私生活？”
“不是盯他的私生活，是盯他什麼時候去什麼地方。”沈莫北糾正道，“如果他跟孫桂蘭之間真的有那種關係，那他不可能只在週日下午去那條巷子裡見她，他一定會在別的時間、別的地點跟她見面——更隱蔽的時間，更隱蔽的地點。”
王剛明白了。
“您是讓我找到他們見面的規律。”
“對。”沈莫北點了點頭，“找到規律，找到證據，然後——我們就有了一張牌，一張嚴世鐸不敢輕易翻臉的牌。”
王剛從沈莫北辦公室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他站在辦公樓的臺階上，點了一支菸，望著天邊最後一抹暗紅色的晚霞，心裡沉甸甸的，像揣了一塊鉛。
監視孫桂蘭是一回事，監視一個公安部的副局長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工作，後者是玩火。可他沒得選，沈莫北也沒得選——嚴世鐸的棋已經下到了軋鋼廠，下到了他們的老地盤上，如果不反擊，就只能看著他一步一步地把整個燕京市的保衛系統攥在手心裡。
這會嚴重影響到沈莫北的佈局。
為了方便得到證據，沈莫北還把去年謝老送他的那個相機借給了王剛，並教他怎麼使用，這玩意可是高階貨，但為了快點找出嚴世鐸的破綻，沈莫北也是傾盡全力了。
從那天開始，王剛開始了兩條線的蹲守。
白天，他依然是處幹科的科長，處理檔案、開會、下基層調研，一切如常。可一到傍晚，他就變成了一隻潛伏在暗處的貓，無聲無息地貼在燕京城的褶皺裡。
孫桂蘭那條線相對簡單。
她的生活像一張被反覆摺疊的紙，摺痕清晰，毫無意外——上班、下班、回家，偶爾去趟菜市場，偶爾在衚衕口的雜貨鋪買包鹽，她不跟人來往，沒有訪客，沒有電話，像一個被遺忘在抽屜深處的舊信封，上面落滿了灰，沒人記得裡面裝著什麼。
王剛跟了她十幾天，筆記本上記的全是“無異常”，他開始懷疑自己之前的判斷——也許嚴世鐸週日下午去那條巷子真的只是巧合？也許孫桂蘭真的只是一個孤僻的老姑娘，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
可他不信。
當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方向，唯獨那一小片拼圖怎麼都嵌不進去的時候，不是拼圖錯了，是你還沒找到它該在的位置。
五月的最後一週，王剛把重點轉到了嚴世鐸身上。
嚴世鐸的作息比孫桂蘭複雜得多，週一至週五住部裡分配的宿舍——東城區交道口附近一棟灰色的五層樓裡，三單元四樓。王剛摸清了那棟樓的佈局：前後兩個出入口，前門對著大街，後門通著一個死衚衕，平時很少有人走，嚴世鐸每天早出晚歸，早上七點十分左右出門，晚上經常過了十點才回來。偶爾有車接送，偶爾自己騎一輛半新不舊的飛鴿腳踏車。
週末嚴世鐸一般回西城的家，在闢才衚衕附近，一進獨立的小四合院，他妻子姓孟，在紡織廠工作，四十出頭，看上去是個本分的家庭婦女，有個兒子在唸中學，週末回家，嚴世鐸週末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偶爾出門會客，也多是白天，晚上很少出去。
至於朝陽區那套登記在遠房親戚名下的房子，王剛蹲守了半個多月，始終沒有發現嚴世鐸去過。
那是一棟臨街的居民樓，三層，紅磚外牆，樓下有一排小店鋪——一家早點鋪、一家理髮店、一家廢品收購站。王剛以各種身份去過那條街：早晨坐在早點鋪裡吃油條豆漿，中午假裝路過在廢品站門口站一會兒，傍晚在理髮店隔壁的煙攤上買包煙。樓裡的住戶進進出出，他暗暗記住了幾張常出現的面孔，沒有一張是嚴世鐸的。
他開始有些焦躁了。
沈莫北給他的時間不會太多，嚴世鐸在軋鋼廠的佈局正在加速，方為忠已經在保衛處站住了腳，顧長河還在不斷地往保衛系統裡塞人。
每過一天，他們的網就被撕開一道口子，而他的這張“牌”卻遲遲抓不到手裡。
六月的第一週，事情出現了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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