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莫北站在辦公室窗前,望著窗外那棵落光了葉子的老槐樹,十一月的陽光蒼白而清冷,透過稀疏的枝丫在窗臺上投下細碎的影子。
而嚴世鐸的案件也已經基本進入了尾聲。
王剛站在他身後,手裡拿著一份剛送來的訊問筆錄。
“沈局,嚴世鐸提了三個條件。”王剛的聲音壓得很低,“第一,要求見您一面;第二,要求把他這些年經手的大案要案記錄在案,作為量刑參考;第三……”他頓了頓,“第三,他說有些話只能說給您一個人聽。”
沈莫北沒有回頭,距離那個凌晨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月,嚴世鐸被羈押在公安部直屬看守所,審訊進行了七輪,他交代得很徹底——從一九五八年篡改檔案開始,到在軋鋼廠、重機廠、首鋼安插親信,一樁一件,基本都倒了出來。
但沈莫北知道,嚴世鐸還藏著一些東西,不是罪證,而是一些他寧可在審訊室裡反覆繞圈子也不肯說的話,那些話,他只肯對自己說。
而自己也不會外傳。
“安排一下。”沈莫北轉過身來,從衣架上取下外套,“今天下午。”
……
看守所的訊問室不大,四面白牆,一張鐵桌,兩把椅子,日光燈管在天花板上嗡嗡地響著,照得整個房間蒼白而刺目。
沈莫北坐在鐵桌的一側,面前放著一杯沒動過的白開水。
鐵門被推開了,嚴世鐸走了進來,穿著看守所統一的藍布棉襖,外面套著一件灰撲撲的棉大衣。他瘦了很多,顴骨高高地凸起,眼窩深深地陷下去,那副標誌性的黑框眼鏡還架在鼻樑上,但鏡片後面的那雙眼睛已經不再是三個月前在政治保衛局辦公室裡打量丁秋楠時那種冰冷而算計的目光了,而是一種被掏空了之後近乎平靜的疲憊。
他在沈莫北對面坐下來,兩個人之間隔著一張鐵桌,不到兩米的距離,王剛和另一個警衛站在門外,透過門上的小窗能看到裡面的動靜,但聽不到說話的聲音。
沉默持續了將近半分鐘,日光燈管的嗡嗡聲在寂靜中顯得格外刺耳。
嚴世鐸先開口了,聲音沙啞而緩慢,像是在從很深很深的井裡打水,“你贏了,你的每一步都走在我前面,我讓錢德茂查你的弱點,你就讓王剛拍我的照片;我想用政治建設檔案卡住軋鋼廠,你就在軋鋼廠先搞政治學習;我在重機廠、首鋼佈局,你的手就伸到這些地方去拔我的釘子——甚至在我想到要處理嚴老栓之前,你就已經把人接走了。”
他頓了頓,抬起頭看著沈莫北,目光裡有說不清的東西,沈莫北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他,等著他把話說完。
“我這輩子,在公安系統混了這麼多年,從一個棉紡廠副廠長一步步爬到政治保衛局副局長的位置,靠的不是運氣,是腦子,論算計,論佈局,論對人性的把握,我自認不比任何人差,怎麼就輸給了你?”
沈莫北沉默了片刻,端起面前那杯白開水抿了一口。水是涼的,從喉嚨一路涼到胃裡。
“你覺得公安工作最重要的是什麼?”
嚴世鐸愣了一下,沒有回答。
“是算計嗎?”沈莫北放下杯子,目光直直地看著他,“是佈局嗎?是利用人性中的弱點和貪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嗎?你把這些當成你最大的依仗,到頭來卻還是敗在了這上面。”
他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是釘子釘在牆上。
“你敗在以為所有人都跟你一樣,會被這些拿捏住,你拿捏了孫桂蘭六年,拿捏了錢德茂大半輩子,拿捏了馬平川的貪婪和顧長河的野心,但你拿捏不了陸建川和張建國——他們寧願被你扣帽子也不肯在原則上退半步;你也拿捏不了周世昌——他一直是站在我這邊的;你也拿捏不了劉永強——他在清苑縣放了六年羊,回來以後說的第一句話不是要報復你,是說他原諒了桂蘭。”
嚴世鐸的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他低下頭,看著自己放在鐵桌上的那隻手——右手手背上還殘留著燙傷的疤痕,水泡已經消了,但新長出來的皮膚是粉紅色的,皺巴巴的,像一塊被揉皺了的紙。
“我輸在哪裡?”他重複了一遍沈莫北的問題,聲音沙啞而疲憊,“我輸在你比我更懂人。”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越過沈莫北的肩膀,落在牆上那塊巴掌大的透氣窗上,透氣窗外面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一線灰白色的天光,他盯著那線天光看了很久,像是在看某種很遠很遠的東西。
“我這一輩子,經手的案子少說也有上百件。”他開口了,聲音很慢,像是在自言自語,“大案要案、特務間諜、反革命團伙——什麼樣的犯人我都審過,什麼樣的供詞我都聽過。我見過太多人性裡的醜惡,人在利益面前的貪,在生死麵前的怯,在壓力面前的軟。見得多了,人就變得很冷靜,冷靜到覺得這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是拿捏不住的——只要找到他的弱點,給他足夠的恐懼,他就會照你說的做。”
他的目光從透氣窗上收回來,落在自己那隻佈滿燙傷疤痕的右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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