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天泉的調查組在建安待了將近兩週，越查越深，越查阻力越大。
首先是建安本地幹部的不配合。
有些部門的負責人面對調查組的詢問，要麼支支吾吾說不清楚，要麼一口咬定“記不清了”，還有的直接稱病不出，電話不接、簡訊不回。
蔣武林讓人去查一個關鍵證據，結果發現那家公司的財務資料“意外丟失”，負責保管資料的人說是“搬家的時候弄混了”。
這些藉口拙劣得可笑，但就是讓你拿他沒辦法。
其次是來自省裡的壓力。
田天泉陸續接到了幾個電話，有省直部門的老同事，有已經退居二線的老領導，還有在京都任職的老朋友。
打電話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關心”建安的事故調查，有的說“差不多就行了，別搞太大”，有的說“建安是北川的視窗，搞得太難看對誰都不好”，有的更直接，說“老田，你也是快退的人了，別給自己找麻煩”。
田天泉把這些電話的內容一一記了下來，沒有跟任何人提起。
最讓他頭疼的是來自京都的壓力。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建安市委招待所的房間裡看材料，手機響了，是一個他萬萬沒想到的人，他以前在京都黨校學習時的同學，現在在京都某部委任職，級別比他高，但平時聯絡不多。
對方在電話裡笑呵呵的，先聊了幾句近況，然後話鋒一轉：“老田，聽說你在北川搞的那個大橋事故調查，動靜不小啊。你們那邊是不是查得太細了？有些事情，差不多就行了，搞太深了對誰都不好。”
田天泉握著手機的手微微收緊，但語氣依然平穩：“我們只是按程式辦事，事故死了三十多個人，不查清楚沒法向老百姓交代。”
對方沉默了兩秒，然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交代是要交代的，但有些事情，交代到一定程度就行了。你是個聰明人，不用我說太明白。”
掛了電話，田天泉在房間裡坐了很久。
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頁一頁地翻，腦子裡卻在想著另一件事。
胡步雲讓他放開手腳查，可這些人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來，說明背後有人不希望他繼續往下查。
那些人到底在怕什麼？怕查出來的東西，比他已經看到的還要嚴重。
他拿起手機，猶豫了一下，還是撥通了胡步雲的號碼。
“書記，這邊遇到了一些阻力。”他沒有繞彎子，把這幾天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說了。
胡步雲聽完，沉默了一會兒，問道：“路白羽給你打電話了沒有？”
田天泉實話實說：“那倒沒有。”
胡步雲沉吟著道：“他還算識相，如果他給你打電話了，或者託你對某些人輕拿輕放，你第一時間告訴我。那麼魏明生有沒有找你說情？”
“沒有，我到建安之後，和市委接洽，他出面和我們談了一些他了解到的問題，然後就沒主動露面過。”
“很好，如果發現他有問題，先不要聲張，第一時間告訴我。”
田天泉答應下來。“放心，我心中有數。”
接著，胡步雲說了一句讓田天泉心頭一震的話：“天泉同志，現在不是你一個人在戰鬥。京都紀委也在關注這個案子。”
田天泉愣了一下：“書記，您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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