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十三年的二月二十日，江寧大學釋出了《中洲各國貨幣政策》的文章。
文章一共從三個方面闡述了目前夏魏晉在新政上的機遇和風險：
一、民眾開始接受銀鈔，市場上的貨幣快速變多，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最直觀的是大夏各個大城周圍的市和鎮的數量變多。
例如在太康五年之前，江寧周圍有八個市，七個鎮，到了太康十三年，江寧周圍已經有三十個市，十六個鎮。
市與鎮相互交錯之後，因為商業的需求，彼此道路相互連線起來，又通向江寧城。
在商業的驅使下，江寧城開始與這些市和鎮連線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變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城市。
而鎮則變成了管轄之下新的行政區。
大夏的城市規模在各州經濟中心快速形成，魏國也出現了這樣的趨勢。
魏無忌的改革，徹底打破了世家莊園的桎梏，釋放了人丁，由梁京主導的商業，對梁京城方圓五十里產生極大影響。
太康十二年二月，梁京東面三十里出現了一個市，四月開始設立第一個鎮。
到了太康十二年十二月，梁京周圍已經有五個市，三個鎮。
市與鎮的規模正在快速增加。
至於晉國的曲京，也在發生類似的變化，林良沅在經濟和貨幣上的改制，並不輸給魏無忌，他最擅長的就是對資源的分配和調動。
關於市與鎮的形成，需要追溯到大周帝國崩潰之後，江南一帶世家解體，尤其是荊州江陵。
第一個市就出現在江陵城外，依靠漢江而成。
它是百姓不約而同的匯聚形成，但兩百多年的發展，卻不見其影響力。
直到近些年，它在大夏皇帝陛下貨幣新政的推動之下，如雨後春筍一般冒頭。
總結：貨幣透過推動商業，改變了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活習慣。
二、貨幣增發，在市與鎮興起後，更多農村人遷入進來，他們在城市的工廠工作，簽訂契約。
與過去不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主僕，開始慢慢轉變。
僱傭關係隨著契約的普及，在城市裡興起。
契約關係與過去靠口頭承諾最大的不同在於，契約是可以用來違背的，違背的一方只需要按照契約規定付出相應的代價即可。
這是商業博弈中演化出來的適應商業社會的一種關係。
在這種關係的保障下，工人拿到工資，商社的東家賺到錢，工人用他們打工賺的錢去購買。
購買的行為，進一步讓更多商社有了生產的動力。
於是，商業更加繁榮。
以江寧為例，太康五年，江寧人口在於一百二十萬，到了太康十三年，江寧人口增加至兩百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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