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靜聽得似懂非懂，沈彬卻很懂，因為他是商人出身。
同時，沈彬很震驚皇帝對商業的認知竟如此之深。
李彥自然知道，毛熊的模式是絕對行不通的，毛熊那種模式，在最初可以集中堆積資源來完成量上的增長。
但實際上，那種模式有許多致命的缺陷。
第一、生產和經營產生利潤。
第二、權力控制生產和經營，必然會從生產和經營兩個部分去暗箱操作，獲取利益。
資本並不可怕，畢竟透過嚴格執行律法，能夠一定程度上制約資本家。
但如果權力主導了資本，那就非常恐怖了。
權力將滲透到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而權力者無法知曉巨大的市場需求，便會將資源過度傾斜到他自認為的領域。
這就是毛熊解體的時候，坦克換罐頭的根本原因。
李彥寫的《國家市場經濟》更偏向於亞當斯密、凱恩斯和哈耶克的結合。
這三個人，分別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定者，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奠定者，新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
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更偏向於經濟領域，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有看不見的手，官方不需要去幹涉，交給市場自我調節就是人類最有的經濟模式。
這個理論是在18世紀《國富論》裡提出來的，當時人類恰逢第一次工業革命，全球市場還沒有真正意義上開啟，人類對商業理論的宏觀認知有限。
《國富論》無疑為當時的人類經濟打開了一盞明燈。
但之所以說它是古典自由主義，是因為它認為自由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可隨之而來的是壟斷，以及歐洲各國利益分配不均，在民族主義下誕生的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後，人類開始反思古典自由主義，認為經濟不能放縱。
於是凱恩斯無疑成了戰後世界經濟舞臺那顆最耀眼的明星。
因為二戰之前羅斯福新政，幾乎是凱恩斯主義的實踐者。
但是，在長達數十年的冷戰後，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開始配合全球化浪潮，主導世界格局。
新自由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最大的區別是，新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有一定的邊界的，放任自由是對自由最大的傷害。
那麼，如今的大夏更適合哪個理論呢？
或者說更偏重於哪個理論？
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理論！
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