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總是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去統一意見。
如果認為不需要跟大家協商，直接開幹，並且找幾個人出來去辦，就很容易出問題。
因為個體是永遠無法去解決並推動事情的進展，事情的進展需要群體協同。
說的更專業，叫分工協作。
分工協作也不是各幹各的這麼簡單，而是各自行使自己職位上的權力，並且承擔相應的後果。
越是複雜的社會，越需要分工協作。
所以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僅僅提出了“市場看不見的手”這個觀點這麼簡單。
他闡述了分工協作對商業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下到一個小作坊，再到一個企業運作，上升到產業群，甚至國家的前進，都需要分工協作，協同並進。
即便的魏程這麼火急火燎，他也花了足夠的耐心，在梁京做充足的輿論工作，來逼迫不同意見的人屈服。
大夏也同樣如此。
最開始洞察到魏程要舉國之兵南下的是皇帝在接到密集的情報之後的推測，隨後是皇帝與宰相的商議。
再然後，是先推動軍隊做防禦措施。
最後，等到敵人露出爪牙，緊急宣戰，再對內部做統一宣導。
這是效率最高的方式，它避免了提前讓百官知道，使百官陷入到無休止的爭論中自我內耗，最後貽誤戰機。
百官知道了，並接受了對魏國的宣戰，卻還是遠遠不夠的。
畢竟推動去往前線的馬車，不是兵部侍郎或者兵部郎中去推動，而是一個生活在基層的男子。
這個男子可能是六合縣某個鄉里的農民，靠著朝廷分配的土地，養活一家。
現在戰爭爆發，他未必上前線，但需要他參與運輸軍糧。
所以，接下來對平民的動員，才至關重要。
當然，在江寧正式動員之前，三鎮兵馬統帥早已接到皇帝的命令，嚴陣以待。
梁京反夏持續升溫，晉國動員令接連不斷，江寧對魏國宣戰之後，緊接著又以晉國破壞夏晉商貿、扣押夏商人為由，對晉國宣戰。
江寧的報社在接下來數日，不停地印刷。
訊息如同長了翅膀的信鴿一樣，從江寧傳到荊州、蘇常。
各州郡大學最先沸騰，學生們開始在酒肆、茶社做宣講。
只有一個宗旨：誓死扞衛契約精神和自由貿易！
在戰雲翻湧的九月，秦州九郡的動員令也深入到了市鎮和鄉里。
九月初七，秦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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