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職時，別人下班就忙著社交拓展，他抱著厚厚的西歐各國國情資料、外交史研究到深夜，連各國政要的個人風格、談判習慣都整理成詳盡的筆記。
派駐國外時，別人忙著應付日常事務，他主動走訪當地企業、學術機構，摸透民間對中國的真實認知，形成的調研報告被部裡列為參考範本。
遇到棘手的外交磋商，別人怕言多必失選擇保守，他卻能精準抓住對方政策漏洞，用詳實的資料和法理依據據理力爭，連外方談判代表都私下稱讚“這位顧副司長，年紀輕輕卻有外交官的沉穩與銳利”。
有次部裡評年度優秀，有人私下議論“還不是靠家裡”，但當公示欄裡列出他主導的幾次成功磋商、推動的中英文化交流專案清單時，所有閒言碎語都嚥了回去。
那些實打實的成績，是任誰也抹不去的。
他的能力就像一塊硬通貨，讓父母鋪墊的資源有了落腳點，也讓那些潛在的質疑找不到切實的把柄。
外交部的規則裡，“潛”的部分終究要依附於“顯”的實績。
顧從卿能坐到西歐司副司長的位置，說白了是“軟硬條件”的結合：父母的資源為他掃清了部分障礙，讓他的能力有機會被看見、被認可。
而他自己的能力，則讓這些資源落地生根，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外交成果。
缺了前者，可能要多熬幾年才能摸到核心業務的邊。
少了後者，再厚的背景也撐不起關鍵崗位的職責，反而容易淪為外交場上的笑柄。
說到底，這更像是一種平衡——父母提供的是“機會成本”，而顧從卿用能力證明了“機會沒有被浪費”。
在外交部的規則裡，這種“雙向匹配”，才是走得穩、走得遠的關鍵。
……
顧從卿近來在外交部西歐司的辦公室裡，倒有了不少能靜下心來的空閒。
副司長這個位置，日常事務多是統籌協調與政策研判，若不是遇上中歐關係的關鍵節點或是突發外交事件，倒難得有幾分從容。
於是，辦公室的檯燈常常亮到很晚，案頭堆著的不再只是各國政要的會晤紀要，更多的是攤開的稿紙和厚厚的史料。
他先前寫的那本《讓福爾摩斯歸來》，手稿早已被土豆小心翼翼地裝進牛皮紙信封，帶回了英國。
麥克米倫出版社的主編是個十足的福爾摩斯迷，如今書稿送去，也算是給全球那些盼了幾年的讀者一個交代。
畢竟自顧從卿讓福爾摩斯“墜崖”後，多少人捧著泛黃的書頁，盼著這位神探能在筆下重生。
眼下，他正埋首於另一本大部頭——《大國崛起》。
開篇先寫英國，這或許與他常年研究西歐事務有關，卻也藏著更深的考量。
書架上擺著的《國富論》《英國史》被翻得捲了角，扉頁上密密麻麻寫著批註。
電腦裡存著的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圖紙、殖民時期的貿易航線圖，標註得格外細緻。
他不想只寫王朝更迭的編年史，更想剖開那些藏在歷史褶皺裡的細節。
蒸汽機轟鳴時工人的汗滴如何匯入資本的洪流，議會大廈的辯論聲怎樣塑造了現代民主的雛形，甚至是下午茶文化裡藏著的殖民擴張餘韻。
有次劉春曉來送檔案，見他對著一張19世紀倫敦的老地圖出神，笑著打趣：“副司長這是要跨界當歷史學家？”
顧從卿抬頭笑了，指著地圖上泰晤士河的航線：“搞外交的，總得弄明白對方的根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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