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從卿把剛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圖書館借來的舊檔案攤在桌上，泛黃的紙頁上記錄著1950年代英國內閣關於香江問題的會議紀要。
他指尖劃過“維持現狀”四個字，眉頭微微收緊。
那時候的記錄裡，通篇都是“華國無力干涉”“殖民地利益優先”的傲慢，字裡行間看不見對一個國家主權的絲毫尊重。
“這是去年下議院秘密會議的摘要。”蔡大使推門進來，遞給他一份列印檔案，“你看，風向已經變了。”
顧從卿接過檔案，見裡面清晰地列著兩派觀點：主張歸還的議員提到“中英貿易額逐年增長，不應因香江問題影響全域性”。
堅持續租的則強調“香江是遠東金融樞紐，放棄等於拱手讓出亞洲影響力”，甚至有人提出“用主權換治權”的折中方案。
“一半一半的分歧，恰恰說明他們沒底了。”
顧從卿用筆圈出“距離本土過遠，駐軍成本激增”這句，“維多利亞時代的艦隊能橫跨四大洋，現在他們連維護殖民地的軍費都捉襟見肘。”
他想起上次和勳爵聊天時，對方感慨“帝國的太陽終究要落”，語氣裡滿是無奈。
蔡大使走到窗邊，看著使館外飄揚的五星紅旗：“他們怕的不是我們的武器，是我們這幾十年攢下的底氣。”
顧從卿回家時，劉春曉正在整理醫學筆記，見他眼底的紅血絲淡了些，遞過一杯熱牛奶：“今天沒那麼忙？”
“嗯，有幾個好訊息。”他沒細說，只笑著說，“就像你做手術，剝離病灶總得慢慢來，現在總算看到點進展了。”
劉春曉眨眨眼：“那是不是快能回家探親了？”
顧從卿握住她的手，指尖有些涼：“快了。
等把這事往前推推，咱們就申請。”
夜裡，他躺在床上，聽著劉春曉均勻的呼吸聲，心裡卻在覆盤白天的對話。
那些英國政客的猶豫、商人的盤算、民眾的茫然，其實都指向同一個事實——時代變了。
維多利亞時代的炮艦政策早已行不通，現在的世界，講的是實力，更是道理。
香江不是商品，不能租，更不能搶。
它是中國的孩子，離家再久，也總得回家。
使館檔案室的窗簾常年拉著，只留一盞檯燈照亮顧從卿面前的卷宗。
他面前攤著三張紙：一張是官方釋出的首相行程表，一張是從勳爵管家那裡打聽到的“首相私下常去的鄉村俱樂部”，還有一張是用鉛筆勾勒的皇室成員與內閣成員的親疏關係圖。
“這些邊角料，有時候比官方檔案更管用。”
蔡大使站在他身後，看著那張關係圖上標註的“女王私人秘書與財政大臣是牛津同窗”，點了點頭，“上次關於關稅談判的風向突變，後來才知道，是財政大臣在女王面前吹了風。”
顧從卿把剛收到的紙條夾進卷宗，那是流浪兒們從議會酒吧侍者那裡聽來的，說某位主張“強硬續租”的議員，私下在香江有鉅額地產投資。
“這種私人利益，往往是打破僵局的關鍵。”他指尖敲著紙條，“就像解連環鎖，總得找到最薄弱的那一環。”
為了這些“隱秘資訊”，顧從卿的社交圈變得越來越雜。
有時是在畫廊的開幕酒會上，聽藝術贊助人閒聊“某位閣員最近在拍賣市場上收了不少中國字畫，據說想討好東方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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