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是漢高祖劉邦在平定英布叛亂後，還都長安途中，路過沛縣時留下的詩篇。那一年是西元前196年，劉邦已經六十二歲了。他設宴款待家鄉父老，酒酣之際，擊築而歌，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短短三句，平定天下，榮歸故里，可心中仍有憂患——這萬里江山，還需忠勇之士、家鄉父老共守，方能心安。
我小時候讀這首《大風歌》，只覺得氣勢雄渾，卻不懂其中的蒼涼。後來年歲漸長，走了一些地方，讀了一些史書，才漸漸咂摸出那三句詩裡沉甸甸的意味——那不是凱歌，是一個老人站在生命終點回首時的嘆息。
劉邦其人，歷來頗有爭議。有人贊他是“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主，有人說他不過是“好酒及色”的布衣無賴。他的出身太低了，低到在兩千多年的帝王譜系裡顯得格格不入。一個沛縣泗水亭長，一個以“無所不取”聞名的市井人物，如何就成了漢朝的開國皇帝？這中間的落差太大，大到讓後人很難用一個公允的標準去衡量他。
擊築高歌，意氣慷慨，一曲《大風歌》，自此響徹山河千載。古往今來，對這三句詩的解讀眾說紛紜，褒貶不一。
曾有一年，沛縣舉辦劉邦文化藝術節，邀來一位前朝發言人赴會。不知是席間酒酣，還是語出驚人，他當眾直言：劉邦本無多少文墨，不過一介布衣痞氣之人；更稱《大風歌》不過是酒醉胡言，詩詞哪有隻作三句的體例。一番話，令在場主賓頗為尷尬。後來雖有不少人撰文反駁，終究不了了之。而《大風歌》，依舊是《大風歌》，歷經歲月，流傳不息。
我聽說這件事的時候，正在北方的一座小城裡教書。那天晚上，我翻出《漢書·高帝紀》又讀了一遍，看著那三句詩，忽然覺得，那位發言人的話倒也不是全無道理——三句詩，確實不合任何詩詞格律。可正是這三句，比後世多少工整華麗的辭賦都更動人。有些東西，不是用規矩可以衡量的。就像劉邦這個人，也不是用“好”或“壞”可以概括的。
他身上的矛盾太多了。他是沛縣豐邑中陽里人，父親劉太公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哥哥劉伯早死，二哥劉仲勤懇種地，唯獨他遊手好閒，不事生產，被父親罵作“無賴”。可就是這個“無賴”，後來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布衣天子。他好酒，常去王媼、武負的店裡賒酒喝，喝醉了就躺倒睡覺。武負曾見他身上隱隱有龍形，覺得奇異，便免了他的酒債。這當然是後世的神化，但那份不羈與散漫，大約是真的。
後來天下大亂，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劉邦也拉起了隊伍。他帶著沛縣的三千子弟，一路西進，先入咸陽，後與項羽爭天下。這三千沛縣子弟，便是他最早的家底，也是他後來做皇帝之後始終放不下的牽掛。他在滎陽被項羽圍困的時候，派人回沛縣徵兵。訊息傳回，沛縣父老二話不說，組織子弟奔赴前線。這份情誼，劉邦記了一輩子。
項羽是貴族，是名將之後，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卻敗在了劉邦手裡。為什麼？史家說劉邦善用人，能納諫。蕭何、張良、韓信，哪一個不是當時頂尖的人物，卻都願意跟他幹。他這個人，身上有一股讓人願意追隨的東西。至於是什麼，誰也說不清楚。也許是那種大大咧咧、不計前嫌的豪爽氣，也許是那種能屈能伸、該低頭就低頭的務實勁兒，又或者僅僅是因為他比項羽更懂得：打天下不是一個人的事。
可當天下真的打下來了，那些跟著他打天下的人，也一個個走了。韓信被呂后處死在長樂宮鍾室，臨死前說：“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彭越被剁成肉醬，英布被逼反，盧綰逃亡匈奴——那個和他同一天出生、一起長大、情同手足的盧綰，最後也走了。劉邦坐在龍椅上，看著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離去，心裡該是什麼滋味？
我時常想，他回沛縣那一次，站在故鄉的風裡擊築而歌的時候，心裡想的是不是就是這些人。那些跟他一起放牛、偷雞、喝醉酒躺在樹蔭下的少年，那些跟他一起出生入死、在戰場上替他擋過箭的兄弟，那些在滎陽城下跟他一起捱餓、一起咬牙挺過來的老將——他們都在哪裡？韓信不在了，彭越不在了，英布反了，盧綰跑了。只有他一個人，穿著龍袍，站在故鄉的土地上。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是在問天，也是在問自己：這天下，還能靠誰來守？
其實他終究是幸運的。至少他還能回去，還能在沛縣的老屋裡住幾天，還能和那些看著自己長大的長輩喝一杯酒。他喝了，喝得痛快，喝得醉醺醺的，然後唱歌，然後哭。史書上記著，他“慷慨傷懷，泣數行下”。一個皇帝，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哭，哭得毫無顧忌，哭得像個孩子。
那場宴席結束後，他大概就知道，自己不會再回來了。他在沛縣住了十幾天，臨行前沛縣父老懇請他再多住幾日，他說：“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我帶的人太多，怕鄉親們供應不起。這話說得客氣，卻也透著一股真誠。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個賒酒喝的劉邦了，他是皇帝，他的排場會讓家鄉的父老承受不起。他走的時候，沛縣萬人空巷，都在路邊送他。他登車揮別，一去不返。
據說他自沛縣歸長安，未及半載便溘然長逝。從前他的大將軍韓信，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從銅鏡裡看著他慢慢走近的背影。那時他還不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而沛縣那場大風，吹起了他的衣袍，也吹散了他最後的心事。
劉邦定都關中後，仿家鄉風貌營建新豐故城，一草一木、一街一巷，皆摹故鄉舊貌，其思鄉之情，深切如此。他不僅把沛縣的父老遷了一部分到新豐，還特意把故鄉的雞鴨犬羊也帶了過去。據說那些禽畜到了新豐，竟都能認得自己的圈舍——這當然有附會的成分，但也說明了一個事實：他太想家了。縱使身居九重、坐擁天下，帝王心中最牽念的，依舊是沛縣的故土山河，是當年起兵發跡的煙火人間。
後來的人說劉邦薄情，說他殺了太多功臣。可他們不知道，他回沛縣那一次，哭得有多傷心。那不是愧疚的哭，不是後悔的哭，是一種更深更沉的東西——他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那些和他一起在芒碭山打游擊的兄弟，那些在豐西澤裡和他一起聚嘯的豪傑，那些在沛縣縣衙裡和他一起喝酒的故人，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個人，站在權力的頂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可劉邦到底留下了什麼？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個漢朝。他留下的，是一個從底層崛起、從平民中走出的王朝的基因。從他之後，中國歷史上再沒有“貴族”能獨掌天下的規矩了。一個亭長可以做皇帝，一個農民可以做宰相，一個屠夫可以做將軍。這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信念，劉邦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註腳。
我後來從沛縣回來，一路都在想一個問題。劉邦這個人，究竟算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好酒，無賴，粗鄙，卻又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他殺功臣，卻又善待鄉里。他在朝堂上一言九鼎，在故鄉的酒席上痛哭流涕。這些矛盾，在一個人身上並存，而且都是真的。
也許這就是他真正厲害的地方。他不會假裝自己是誰。他就是一個從沛縣走出來的人，一個一輩子鄉音未改、口味未變、見到故鄉的人就忍不住要喝醉的普通人。只不過這個普通人，恰好做了皇帝。
春風又度，大風如昨。那一年，他擊築而歌，身後站著的一百二十個沛縣少年，把《大風歌》唱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少年後來也都老了，死了，連他們的孫子也死了。可那首歌，一直唱到了現在。
兩千多年過去了，大風年年都起，雲飛揚飛揚。沛縣還在，泗水還在，漢高祖的陵墓在咸陽塬上，四面是空曠的田野。每年春天，野花開得無邊無際，像是大地自己寫的一首詩，比任何帝王留下的文字都更長久。而那三句《大風歌》，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傳了下來——不是因為它的格律工整，而是因為一個老人在故鄉的秋風裡，掏心掏肺地哭了一回。那份真，比什麼都結實。它提醒著每一個離鄉的人：無論走多遠，家鄉的風，家鄉的雲，家鄉的酒和眼淚，都是最終繞不過去的。劉邦繞不過，我們也是。
後來我也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在異鄉的城市裡住下來。每年春天，我總會在某個起風的傍晚，想起那首《大風歌》。心裡便有什麼東西，也跟著飛揚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