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開始主動在討論中發言，提出自己的想法。
有次他建議出一道跟農業相關的化學題，比如 “為什麼給莊稼施氮肥能增產”，既貼合農村考生的生活，又考了基礎知識點。
化學組的人都覺得好，最後真把這道題放進了試題裡。
每天傍晚的半小時，成了大家最珍貴的時光。
看著夕陽把水庫的水染成金色，聽著鳥兒歸巢的叫聲，緊繃的神經漸漸放鬆下來。
有時候有人會哼幾句老歌，其他人跟著輕輕和，歌聲飄在水面上，特別愜意。
王家聲發現，原本陌生的老師們，慢慢成了像戰友一樣的朋友。
吃飯的時候，會互相給對方夾菜；誰要是累得趴在桌上睡著了，會有人悄悄給他蓋上衣服；討論遇到瓶頸時，大家會互相鼓勵：“再想想，肯定能找到辦法。”
雖然封閉的日子還在繼續，命題的難題還有很多，但王家聲心裡越來越有底。
他知道，只要大家齊心協力，一定能命製出公平、科學的試題，給千萬考生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每當夜深人靜，他看著辦公桌上攤開的教材和大綱，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加油，不能辜負這份信任。”
1977 年的高考，註定要被刻進中國歷史的年輪裡。
從來沒有哪次考試，能讓億萬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一張薄薄的考卷，竟能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擰得這麼緊。
上到國家層面，下到黎民百姓，對這次高考的重視程度，簡直是前所未有。
安徽省委更是把這事當成頭等大事來抓。
就在命題組的醞釀準備工作快收尾時，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趙守一同志，沒搞半點排場，就帶著兩個人，親自跑到龍河口水庫招待所來看望老師們。
那天上午跟往常沒兩樣，王家聲正趴在辦公桌上翻化學教材，琢磨著基礎題的出題方向，突然聽見走廊裡傳來輕輕的腳步聲。
沒等他反應過來，房門就被推開了，進來三位穿著中山裝的同志。
走在中間的那位，約莫六十歲，穿藏藍色中山裝，面容清癯，眼神溫和，正是趙守一書記。
旁邊跟著的是省委大學科學工作部部長魏心一和文教部副部長萬立譽。
趙書記一點架子都沒有，走進來先笑著打招呼：“同志們辛苦了，沒提前打招呼，不耽誤大家工作吧？” 王家聲趕緊站起來，心裡又驚又喜——沒想到省委領導會親自來這麼偏僻的地方。
趙書記走到桌前，拿起攤開的教材翻了翻，輕聲問：“住得還習慣不？伙食還合胃口不？” 又叮囑道：“工作重要，身體也得顧著，別熬壞了。”
每個命題組的房間，他們也就待三五分鐘，全程下來不到半小時。
沒開座談會，沒講大道理，可就是這種接地氣的關心，比任何鼓勵的話都管用。
王家聲看著趙書記離開的背影，心裡熱乎乎的——他更明白，這次高考不是小事，是關係到千萬人命運的大事，自己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