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起那些畫面——那些人冷漠的眼神，那些惡毒的謠言，那些不公的對待，她就覺得憋悶難受，胸口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一樣，連呼吸都變得困難，喉嚨發緊，眼眶瞬間就紅了。
從那一刻開始，直到她快步趕往廠漢大隊的路上，那些令她痛心疾首的一幕幕，就像放電影一樣，在她腦海裡反覆回放，揮之不去，每一個細節，都清晰得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丁倩比誰都清楚，建國後的高考，有過一段簡短的中斷——從1966年開始，一直延續到1970年，那段時間，全國的大中專院校，全都處於關閉狀態，想要上大學，簡直是天方夜譚，連想都不敢想。
其實，從1970年開始，高校就恢復了招生，可那份招生，早就變了味兒，再也不是憑真才實學就能考上的，反而充滿了不公和黑暗。
招生不再依靠大中專院校的專業需求，而是要經過有關部門批准，發放固定的指標，指標少得可憐，往往一個公社，一年也只有一兩個名額；錄取過程，也不再依靠筆試或者面試，而是實行所謂的“推薦制”。
說白了，就是由單位群眾討論，推薦所謂“表現好”的青年，再由領導批准，經過個人政治審查，就能送入大中專院校深造，聽起來公平公正，可實際上，卻藏著太多的貓膩。
全程基本沒有文化科考試，就算有些地方會象徵性地設定一些考試，也是地方單位自行安排的非正式考試，題目簡單得可笑，要麼是個由頭，要麼是走過場，根本不被計入大學入學成績，形同虛設，一點都不影響入學。
因為當時的大中專院校，主要從工廠、農村和基層部門招收學員，所以彼時的大學生，被人們稱為“工農兵學員”，聽起來光鮮亮麗，可背後的貓膩，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
“推薦”二字，說起來簡單，可一旦涉及到人的主觀能動性，涉及到權力，就徹底變了質，變得骯髒不堪，再也沒有了最初的初衷。
尤其是在忽雞溝公社這種偏遠落後、交通閉塞的基層地方，執行工農兵學員選拔的時候，更是歪風邪氣盛行，那些手握權力的幹部，早就把招生指標當成了自己謀私利的工具。
年復一年，有些人漸漸摸到了其中的門道，開始藉著推薦的機會，大開方便之門，為自己的親戚朋友謀私利，而那些沒有關係、沒有後臺的普通人，只能眼睜睜看著機會溜走。
久而久之，推薦工農兵學員的過程，漸漸被那些手握職權的幹部牢牢控制在手裡，淪為了他們中飽私囊、謀取私利的利器，他們想推薦誰，就推薦誰，完全無視公平公正。
他們無視黨紀國法，貪汙賄賂、權錢交易，不擇手段，牟取私利變得明目張膽、肆無忌憚，有人拿著雞蛋、白麵去送禮，有人託親戚朋友打招呼，只要能搭上關係，哪怕是個目不識丁的草包，也能獲得推薦指標，而那些真正優秀、真正努力的人，卻只能被排擠在外。
那些有關係、有後臺的青年，哪怕文化水平再低，哪怕表現再差，整天遊手好閒、不務正業，都能輕易獲得推薦指標，順利進入大學、中專，擺脫農村的苦日子；而像丁倩這樣，沒有關係、沒有後臺的普通知青和回鄉青年，哪怕再優秀、再努力，哪怕拼盡全力，也鮮有機會獲得推薦指標，只能眼睜睜看著機會溜走，一輩子困在農村。
這種因權力滋生的社會不公，讓那些手握工農兵學員指標、卻不按正常制度出牌的人，社會名聲變得狼藉不堪，可他們卻毫不在意，依舊我行我素，只要能謀到私利，哪怕被人揹後唾罵，也無所謂。
而那些有幸成為工農兵學員的“幸運青年”，大多也不是為了獲取科學文化知識、造福社會，他們心裡想的，從來都是靠著這條途徑，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擺脫農村的苦日子，再也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
對他們來說，工農兵大學，從來都不是知識進步的平臺，只是他們改變社會階層、跳出農門的階梯，只要能順利畢業，就能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徹底擺脫農村的貧困生活。
對於忽雞溝公社這種工業基礎薄弱、交通閉塞的地方來說，招工招乾的機會少得可憐，一年也遇不到一次，上工農兵大學，就成了插隊知青和回鄉青年逆天改命、離開鄉村的唯一救命稻草，誰都想抓住這根稻草，誰都想擺脫這裡的苦日子。
丁倩也曾瘋狂地渴望過這份機會，那種渴望，深入骨髓，刻進骨子裡，為了回城，為了擺脫這裡的苦日子，為了讓自己和家人過上好日子，她曾拼盡全力，爭取過1976年秋季工農兵學員的推薦招生。
可結果，卻親歷了一場令人心碎的“鬧劇”——一場充滿了不公、誣衊和排擠的鬧劇，一場讓她徹底看清現實、心灰意冷的鬧劇，那場鬧劇，像一把尖刀，狠狠刺穿了她的希望，讓她陷入了絕望。
就是那場鬧劇，讓她徹底看清了現實：看清了大學、中專招生指標，是怎樣被地方上的各級領導，用權力壟斷；看清了公社推薦工農兵學員過程中的腐敗與黑暗；看清了那些手握權力的人，是怎樣無視公平、肆意踐踏他人的夢想，怎樣利用權力為自己謀私利。
那時，她明明表現最好，每天下地幹活最積極，還主動幫村裡的老人識字、讀報紙，在知青裡口碑最好，明明最有資格獲得推薦指標，可就因為沒有關係，沒有給公社領導送禮，沒有託人打招呼，就被人蓄意誣衊。
有人在背後造謠，說她“思想有問題”“表現不積極”，說她“不安心農村勞動，一心只想回城，投機取巧”，那些謠言像針一樣，紮在她的心上，硬生生把她從推薦名單上排擠下來。
而那個獲得指標的人，卻是公社副書記的外甥，一個連最簡單的字都認不全，連自己的名字都寫得歪歪扭扭的草包，每天遊手好閒、好吃懶做，連地都不願意下，卻憑著關係，輕易獲得了別人拼盡全力都得不到的機會。
人們常把那些利用關係、採取不正當手段謀求個人目的的行為，叫做“走後門”，丁倩以前只知道這是個貶義詞，只知道這種行為不好，可直到經歷了那場鬧劇，她才真正明白，這三個字背後，藏著多少不公，藏著多少普通人的無奈與絕望，藏著多少夢想被踐踏的痛苦。
她也曾聽說過“走後門”的幾個典故，有的和姦相蔡京有關，有的和隋朝官場有關，還有一個，竟是和包拯有關——傳說包拯為了讓百姓能順利告狀，打破官官相護的壁壘，特意打開後門，讓百姓隨意出入，那時的“走後門”，還是褒義，是“方便之門”，是為百姓謀福利的象徵。
可誰能想到，這三個字的意義，後來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也不是原來的好事，反而成了社會不正之風的代名詞，成了權力腐敗、公平缺失的象徵，像一把尖刀，刺穿了無數普通人的夢想，也刺穿了丁倩的希望，讓她一度陷入絕望，甚至懷疑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
想到這裡，丁倩攥緊了拳頭，指甲深深嵌進掌心，傳來一陣刺痛，可她卻絲毫感覺不到，眼神里閃過一絲冰冷的恨意，還有一絲堅定——這一次，她絕不會再讓“走後門”的歪風邪氣，毀掉自己的未來，她一定要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考上大學，徹底擺脫這裡的一切，活出個人樣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