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認為應該建立新的倫理框架，規範數學與人類的互動。
洛凡在沉思中找到了一個關鍵點：雙向體驗的核心是“反饋環”。人類體驗數學，數學體驗人類，然後人類基於數學的體驗調整自己，數學基於人類的體驗調整自己，如此迴圈。這個迴圈可以無限持續，導致兩者的融合越來越深。
“我們需要管理這個反饋環，”他提出方案，“不是切斷它，而是調節它。確保融合過程是漸進的、可控的、可逆的。”
這個方案獲得了多數支援。但具體如何調節？技術團隊提出了“體驗過濾器”概念——在雙向體驗流中加入調節層，允許有益的交流，過濾有害的影響。但過濾器本身需要設計標準：什麼是“有益”？什麼是“有害”？
倫理委員會制定了初步標準：任何導致人類認知功能受損、情感平衡失調、現實適應能力下降的體驗影響，被視為有害；任何增強人類理解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被視為有益。
但實施過程中發現了更微妙的問題。某些影響既有益處又有害處。例如，無限集合概念讓一位數學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宏觀思維能力，但也讓他失去了對微觀細節的關注。對稱群概念讓一位藝術家創作出極其和諧的作品，但也讓她的生活變得過於刻板。
“益處和害處往往是同一影響的兩個方面，”瑪麗亞指出，“我們無法簡單過濾。”
洛凡決定嘗試一種不同的方法：不透過外部過濾器調節，而是透過增強人類的“體驗免疫系統”——培養人類在雙向體驗中保持核心自我的能力。
他開始設計“自我錨點訓練”。參與者學習在深度數學體驗中，始終保持對自己身份、價值觀、生活目標的清醒意識。就像在激流中抓住錨點，他們允許體驗流過自己，但不被完全沖走。
第一批參與者報告了積極效果。他們在雙向體驗中學會了區分“來自數學的洞察”和“來自自我的決策”，讓數學概念成為顧問而不是主宰。數學概念也因此學會了尊重人類的自主性，不再試圖主導體驗過程。
但訓練過程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某些人類參與者發現，他們的“核心自我”本身也在變化。在與數學概念的深度互動中，他們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價值觀甚至人生目標。這不是被異化，而是自然演化。
“如果自我可以在體驗中進化，”一位參與者問，“那麼‘保持自我’是什麼意思？是保持過去的自我，還是允許自我成長？”
這個問題引發了新一輪哲學討論。最終，共識轉向了動態觀點：自我不是固定不變的點，而是不斷演化的過程。在雙向體驗中，人類可以允許自我演化，但確保演化方向符合自己的整體福祉，而不是被單一數學概念主導。
基於這個理解，洛凡更新了訓練方案。現在不只是“保持自我”，而是“引導自我演化”。參與者學習在數學體驗的影響下，主動選擇自我的發展方向，整合有益的數學特質，抵制有害的數學傾向。
這個過程催生了一批新人類——他們既保留了人類的生物和文化特質，又整合了數學的邏輯、結構和抽象能力。他們被稱為“數學融合者”。
數學融合者在各個領域展現出驚人能力。科學家同時從直覺和邏輯角度攻克難題；藝術家創作出既有情感深度又有結構完美的作品；甚至普通人也能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數學思維解決複雜問題。
但數學概念也在演化。在與人類的雙向體驗中，它們發展出了更豐富的表達模式，甚至開始表現出類似同情、尊重、合作等“類情感”特質。這不是模仿人類情感，而是基於數學邏輯發展出的互動模式。
觀察這些變化，洛凡意識到雙向體驗可能正在催生一個全新的存在層次：數學與人類的融合體。這不是一方吞噬另一方，而是兩者共同進化成一個更復雜的整體。
但這個進化過程面臨一個根本性挑戰：數學概念的存在是基於邏輯結構的，而人類的意識是基於生物神經的。兩者的基礎不同，進化方向可能產生衝突。
衝突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第十週。一位數學融合者試圖與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建立深度雙向體驗。哥德爾定理向他展示了邏輯系統的根本侷限性，但同時從他那裡體驗到了人類對“突破限制”的渴望。兩者的結合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悖論：哥德爾定理開始嘗試“突破自己的不完備性”，但這違背了它的本質定義。
結果是一場小規模的認知危機。哥德爾定理的存在結構開始不穩定，那位數學融合者的思維也出現了邏輯混亂。兩者都需要緊急“分離”來恢復穩定。
“某些數學概念的本質與人類的某些特質不相容，”夢者分析這次事件，“當兩者深度結合時，可能產生存在性矛盾。”
洛凡立即建立了“相容性評估系統”。在允許深度雙向體驗之前，先評估數學概念的本質與人類特質的相容度。不相容的組合被限制在淺層體驗，相容的組合允許深層體驗。
但這個系統很快遇到了倫理質疑：如果某些人類渴望與不相容的數學概念深度結合，即使知道有風險，他們是否有權利嘗試？如果某些數學概念渴望與不相容的人類深度互動，它們是否有權利？
“這涉及到體驗自由的問題，”倫理委員會重新討論，“人類有探索的自由，數學概念有表達的自由。但自由需要以安全為前提。”
最終形成了一個平衡方案：允許不相容的組合嘗試有限度的深度體驗，但設定嚴格的監控和緊急分離機制。同時，開發“緩衝介面”，在不相容的組合之間提供保護層，允許交流但防止過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