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在內部遭遇強烈反對。
銷售總監算了一筆賬：如果強力推廣最安全的合規助手，短期收入可能下降30%——客戶會轉向更“靈活”的競爭對手。
“等我們教育好市場，蛋糕早就被分完了。”
他在會議上敲著桌子，“先佔領市場，再最佳化倫理，這是科技公司的標準路徑。”
更棘手的是技術挑戰。
對話協商系統需要自然語言理解、商業知識圖譜、倫理推理的多層整合。
研發週期至少18個月，期間需要持續投入而沒有明確回報。
艾倫在深夜給李文博打了電話。
“你覺得我在做正確但愚蠢的事嗎？”他問。
李文博沉默了幾秒：“記得我們剛開始量子詩專案時嗎？所有人都說詩歌AI是‘正確但無用’的奢侈品。”
“結果呢？”
“結果它讓我們看到了AI的情感維度，這份洞察正在影響基礎模型的設計。”
李文博頓了頓，“有時候，看起來邊緣的探索，最終會成為核心。”
“但營銷部門等不起18個月。”
“那就不要等。”李文博說，“分層釋出，但公開你的路線圖。”
“告訴世界：我們選擇了一條更難的路，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值得的。讓願意等待的客戶成為夥伴，而不是被動的購買者。”
說服過程比艾倫想象的艱難。
連續七次演示，客戶禮貌地表示“理念很贊，但我們更需要即戰力”。
轉機出現在第八次，一家歐洲奢侈品集團的代表在聽完策略大腦的演示後。
提了一個問題：“這個系統能幫助我們避免去年的文化失誤嗎？”
他指的是該品牌去年在中國春節廣告中使用不當符號，引發大規模批評的事件。
“這正是我們想解決的。”艾倫調出系統，“策略大腦在創作前會進行‘文化預檢’：自動識別符號、色彩、隱喻在目標文化中的可能解讀，標註敏感度。”
“它不能代替人類判斷，但能呈現人類容易忽略的視角。”
三天後，該集團簽署了合作協議，不是購買產品，而是共同開發——他們提供品牌專家和跨文化營銷經驗，國際移動提供技術平臺。
合同金額不大，但包含一個特殊條款：所有聯合開發的倫理框架將開源分享給行業。
“我們修復了一個bug，不應該把它藏起來。”客戶方的首席營銷官說，“整個行業都在同一條船上。”
在開發策略大腦的過程中，團隊意外孵化出一個副產品：“營銷倫理模擬器”。
這原本是一個測試工具——用於模擬AI系統在不同文化、不同法規、不同價值觀場景下的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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