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後，城西私立博仁醫院VIP康復樓。
Shirley站在樓外的梧桐樹下，手裡捧著一束淡雅的白色洋桔梗，混著幾支翠綠的尤加利葉。
她今天穿了一身質感柔軟的淺灰色針織套裝，平底鞋，長髮鬆鬆挽起，臉上只化了極淡的妝，看起來溫和、無害，就像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探病友人。
博仁醫院以頂尖的神經康復和昂貴的費用著稱，安保森嚴，訪客需要提前預約登記。
她沒有預約。但她知道，她必須得來。
不光是“芷芷”給她一些提示，關鍵是，她還收到了另外一些“邀請”。
那天，Shirley在客廳裡的地毯上整理一屋子的證據。
余光中，旁邊平板突然黑屏。不是沒電，是螢幕中央浮現出一行淡淡的、幾乎看不見的熒光字：
【證據的重量，取決於誰能定義證據。你現在拿著的，是真相，也是炸藥。引爆之前，想清楚——炸的是某個人，還是整張桌子？】
字跡停留三秒，消失。
Shirley猛地抬頭環顧四周。窗外的的一座座樓房黑影幢幢，遠處高速路的車燈如流星。沒有人。但那個聲音——織網者——顯然還一直在關注著她。用什麼方式？攝像頭？無人機？還是某種她無法理解的資料感知？
她收起平板，來到臥室，把之前從“神諭”帶出的硬碟接上經過電磁遮蔽處理的筆記本。
資料載入的進度條緩慢爬升時，她調出另一份檔案——從老K硬盤裡恢復的、關於“神諭”系統架構的早期設計圖。
圖紙顯示，“神諭”最初被設計成一個“文明演進模擬器”。輸入歷史資料、文化引數、科技樹節點，系統會推演出未來可能的走向。初衷是為了規避災難，最佳化決策。
但在某個時間點——圖紙上的標註日期是1995年——系統增加了一個新的模組：“引導協議”。
模組說明只有一行字：“當預測顯示文明將走向非理性路徑時，系統可介入校準。”
Shirley放大圖紙的細節。在“引導協議”的子項裡，她看到了熟悉的術語：“認知最佳化”、“社交網路修剪”、“機會重分配”。
還有更隱蔽的一項：“變數處置”。
她點開。彈出的說明文件已被部分加密，但殘留的文字足夠清晰：
【……對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個體變數，採取梯度處置策略。一級：引導糾正。二級：機會限制。三級：社會隔離。四級：物理清除。決策閾值依據變數風險評估模型（參見附件：基因-行為關聯性演算法7.3版）】
附件正是蔣思頓篡改過的那份基因模型。
所以，“神諭”不僅記錄歷史、預測未來，它還在……塑造現在。
用一套自我合理化的演算法，把活生生的人標記為“變數”，然後系統性地修剪、隔離、清除。而蔣思頓，只是發現了這個系統，然後學會如何利用它為自己服務的人。
或者說，他成為了它在現實世界執行“校準”的手。
筆記型電腦突然發出輕微的“滴”聲。不是系統提示音，是硬碟讀寫指示燈在瘋狂閃爍——有東西在主動讀取她剛下載的資料。
Shirley立刻拔掉硬碟連線線。但已經晚了。
螢幕自動亮起，一個簡潔的對話視窗彈出：
【H：你看到架構圖了。現在你明白，蔣思頓不是問題的根源，只是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