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思頓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隨身碟，扔到韓安瑞腿上。
“這裡面有保育院坍塌那天的‘補充素材’。幾個角度的‘目擊者手機錄影’，顯示白芷在廢墟中‘行為異常’；一段‘流出的急救通訊錄音’，裡面她的聲音聽起來‘歇斯底里’；還有幾張照片，顯示那臺DV機旁邊散落著一些……嗯，看起來不太尋常的電子元件，可以被解讀為‘偽裝成拍攝裝置的引爆裝置’。”
韓安瑞盯著那個隨身碟，像盯著一條毒蛇。
“這些是偽造的。”他說。
“當然。”蔣思頓理所當然地點頭，“但偽造得足夠專業。專業到，當它們和真實發生的坍塌、真實發生的槍擊混在一起時，絕大部分人會選擇相信那個更‘完整’、更‘符合邏輯’的敘事——一個偏執的前記者，為了揭露所謂的‘黑幕’，不惜製造事故，甚至綁架兒童來吸引關注。”
他蹲下來，看著韓安瑞的眼睛。
“而你，安瑞，將是這個故事的關鍵講述者。”
韓安瑞的呼吸停了一拍。
“我？”
“你是她最親近的人。或者說，曾經是。”蔣思頓的聲音像毒液滴進耳朵，“你可以提供最具殺傷力的‘證言’：她的性格缺陷，她的偏執傾向，甚至……你們分手時她那些‘不穩定的言行’。”
“這些都是謊言。”
“那又怎樣？”蔣思頓的笑容消失了，表情嚴肅得像在進行神學辯論，“當謊言被重複一千次，當謊言被包裝成‘受害者親屬的痛心揭露’，當謊言服務於一個更宏大的目標——比如，保護社會免受‘危險分子’的侵害——謊言就獲得了比真相更高的道德位階。”
他站起來，背對著城市燈火，身影變成一個黑色的剪影。
“朱小姐總是談論‘認知穹頂’，談論在更高維度重構規則。但她忽略了一點：規則需要土壤。而最好的土壤，是恐懼。”
他轉過身，眼睛裡閃爍著韓安瑞從未見過的、赤裸裸的權力慾。
“我們要做的，不是一個個去清除這樣的‘雜質’。我們要做的，是創造一個環境——一個讓所有‘雜質’在萌芽階段，就會被周圍人自動排斥、舉報、消滅的環境。而創造這種環境的第一步，就是樹立一個標杆式的‘雜質’，讓所有人知道：看，這就是‘錯誤’活法的下場。”
韓安瑞感到一陣噁心。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更深層的、某種價值根基被腐蝕的眩暈感。
“為什麼是我？”他問，聲音乾澀。
“因為你是最合適的人選。”蔣思頓說，“你是她唯一的‘軟肋’。你的證詞，能給她最致命的一擊。更重要的是——”
他頓了頓，笑容重新浮現，這次帶著一絲殘忍的玩味：
“這是你的‘最終試煉’。當你親手將你曾經愛過的人，釘在公共恥辱柱上，當你面對全世界的目光，平靜地說出那些編造好的‘回憶’，當你看著她的名字變成‘瘋狂’、‘危險’、‘社會公敵’的同義詞……那一刻，你心裡最後那點屬於‘舊世界’的軟弱，才會真正死去。”
他拍了拍韓安瑞的肩膀，力道不輕。
“然後，你才配得上那座島。才配得上，‘沉淵’真正的信任。”
韓安瑞手裡攥著那個隨身碟。金屬外殼被他的體溫焐熱，像一塊灼傷皮膚的炭。
他閉上眼睛。
腦海裡浮現的不是Shirley的臉，而是一幅更古老的畫面：中世紀廣場上，人們圍在火刑柱周圍，看著被指控為女巫的女人在火焰中慘叫。那些圍觀者的臉上，沒有憤怒，沒有仇恨，只有一種……平靜的狂熱。一種確信自己在參與某項神聖清潔工程的、道德充盈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