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天磊獨自一人坐在滿是螢幕的控制檯前。他剛剛結束和朱小姐的通話，耳麥裡似乎還殘留著她那種特有的、帶著金屬質感的平靜嗓音。
“天磊，Shirley小姐的恢復情況如何？”
“穩定。但需要時間。”
“很好。確保她得到最好的‘休息’。我們需要她……安靜地思考，而不是過早地活動。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明白。意思是，看住她。用最溫和、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
結束通話電話後，他調出了 Shirley病房所在樓層的監控錄影。快進，瀏覽。畫面裡，她大多數時間在昏睡，偶爾醒來看著窗外，或者用沒受傷的手笨拙地操作筆記型電腦（只能看到背影）。一個標準的、虛弱的病人。
但他的目光落在幾個時間點上。凌晨的幾個片段裡，她似乎醒著，長時間凝視著天花板。其中一個鏡頭，她的嘴唇微微翕動，像在無聲地計算或背誦什麼。
盧天磊的手指在鍵盤上懸停。
他想起更早之前，在保育院廢墟外，從泥濘裡撿起的那個小小的銀色訊號增強器。那是 Shirley從水塔上取下的東西之一，本該和 DV機一起被回收，卻在混亂中滾到了他的腳邊。他認出那是羅盼早期作品的風格，一種過時的、但充滿固執美感的工藝。
鬼使神差地，他沒有把它交上去，而是放進了自己的口袋。
現在，那個冰涼的小東西，正貼著他的大腿。
然後，他做了一件毫無邏輯、也毫無利益計算的事。
他調出監控系統的後臺日誌，找到了凌晨三點十七分前後，所有相關攝像頭的原始資料流。他用管理員許可權，編寫了一個簡單的指令碼，將那個時間段的資料替換成了一個更早錄製的、空無一人的靜態迴圈。替換隻持續了四分半鐘，剛好覆蓋一段可能的“異常活動”時間視窗。
操作完成，日誌自動生成一條無關緊要的“系統例行自檢校準”記錄。
他清除了指令碼，退出後臺。
螢幕上，監控畫面依舊。紅色的指示燈亮著，鏡頭緩緩擺動。
沒有人會知道，在凌晨三點十七分到二十一分之間，這層樓的電子眼睛，集體“眨”了一下眼。
盧天磊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發緊的眉心。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麼做。這違反指令，留下隱患，毫無益處。
他想留給 Shirley四分半鐘的、不被打擾的“真實”。哪怕這真實，只是她獨自面對疼痛或絕望的幾分鐘。
哪怕這之後，他可能要用更多個四分鐘去彌補、去掩蓋、甚至去承受後果。
三天後，Shirley的傷口表面開始癒合，可以下床進行短時間活動。醫生說她恢復得“比預期好”，但反覆強調必須避免劇烈運動。
她按時吃藥，接受檢查，對護士和醫生微笑。
但在微笑之下，她的神經像拉滿的弓弦。她觀察著每天的訪客記錄（幾乎沒有），留意著送餐和換藥的時間規律，默默計算從病房到安全樓梯，再從樓梯到側門小停車場的最短路徑和所需時間。
她注意到，那個氣質冷峻的安保負責人，出現的頻率降低了。但當她偶爾在走廊“散步”遇到他時，他的目光會在她臉上停留片刻，比公式化的詢問多一絲難以捉摸的審視，然後平靜地移開，不說什麼。
這是一種默契？還是麻痺？
她沒有時間細想。火種已出，她就像暴露在曠野上的訊號塔，停留越久，危險越大。
第四天傍晚，天氣預報說夜間有雨。天色陰沉得早，醫院走廊提前亮起了燈。晚餐時間，送餐員推著車準時出現。Shirley接過餐盤時，手指不經意地拂過餐盤邊緣，觸碰到下面一個用膠帶固定著的、冰涼堅硬的小東西——一把老式的、但足夠鋒利的單開水果刀，和一張皺巴巴的停車場簡易地圖，某個位置用筆畫了個圈。
送餐員面無表情地推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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