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便能看出李世民複雜的帝王心思：一邊重用長孫無忌、褚遂良作為李治未來輔政核心，平衡朝堂勳貴；一邊保留劉洎這類實幹直臣輔佐太子，用來制衡關隴集團，避免日後皇權被世家壟斷。他希望兩股官員勢力相互牽制，保障李治坐穩江山，卻低估了派系仇恨的殺傷力，沒有察覺褚遂良對劉洎根深蒂固的敵意。
劉洎奉命入東宮教導李治，盡職盡責，每次入東宮都結合自己治理嶺南、整頓尚書省的實務經驗，為太子講解民生、吏治、律法、邊疆治理各類實務，沒有空洞的儒門空談。李治性情柔軟，缺少處理繁雜政務的經驗，十分倚重劉洎的教導，二人相處融洽，這段輔佐儲君的經歷，讓太宗更加放心，決定在御駕親征之時，把後方監國大權交到劉洎手中。
貞觀十八年，劉洎迎來仕途頂峰，升任侍中，正式位列宰相。門下侍中是門下省最高長官，與中書令、尚書僕射同為當朝宰輔，參與所有軍國大事決策，此時的劉洎，身兼散騎常侍、侍中，既掌門下封駁諫議大權，又負責東宮教導，一身兩任，風光無二。
貞觀十八年末，唐太宗決意御駕親征高句麗，一勞永逸解決遼東邊患。大軍出征，長安、洛陽腹地、太子東宮需要重臣留守監國，統籌後方糧草、政務、治安，安撫朝野人心，這份託付代表帝王最高信任。
太宗經過反覆篩選，敲定監國班底：太子李治坐鎮定州，劉洎以侍中身份兼任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為監國核心，總攬民事、財政，同時搭配中書令馬周、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協同輔政。出征之前，太宗特意單獨召見劉洎，鄭重託付國事：“朕領兵遠征，後方社稷安危，盡數託付於你等人，你身負輔佐太子重任，萬事謹慎周全。”
面對帝王託孤，劉洎心中感激信任，性子疏峻直白的老毛病又犯了，當即脫口而出一句擲地有聲的承諾：“陛下儘管放心出征，朝中大臣倘若有失職犯錯之人，臣定當即刻誅殺，絕不姑息！”
這句話當場讓李世民神色一沉，心中生出濃重戒備。歷朝帝王最忌憚臣子手握生殺大權，擅自主張誅殺同僚，更何況太子尚且年幼，監國宰相揚言可自行處置大臣，極易滋生權臣專權的隱患。
李世民當即嚴肅告誡劉洎，字字帶著敲打意味：“古人言，君主言語不謹慎，會失去臣子擁護；臣子言行不謹慎，會招來殺身之禍。你性情疏闊剛猛，行事太過強勢，今日這番言語，遲早會給你招來禍患，務必時刻警醒剋制，方能保全自身善終。”
這番告誡，是太宗提前給劉洎敲響的警鐘，明明白白點出他性格里最大的缺陷，可劉洎彼時沉浸在託孤重任的榮光之中，只當帝王簡單叮囑，並未真正放在心上，依舊保持直言無忌、行事強硬的風格，沒有收斂半分鋒芒。
大軍開拔之後，劉洎留守定州輔佐太子監國，全面主持後方運轉。遼東前線數十萬將士糧草補給、中原州縣政務排程、文武官員考核任免、民間冤獄審理，全部彙總至劉洎處處置。他日夜處理公務，不分晝夜，民部、門下省兩套公務同步兼顧，凡事親力親為，沒有因手握大權懈怠半分。
監國數月，後方安定有序，糧草源源不斷輸送遼東，地方沒有爆發動亂，東宮各項制度梳理完善，李治在劉洎輔佐之下，逐漸熟悉朝堂政務流程，遠在遼東的李世民時常收到後方捷報，一度十分滿意，認為自己託付人選得當。
可朝堂派系的暗流從未停歇，褚遂良跟隨太宗隨軍出征，時刻留意定州監國動向，不斷收集關於劉洎的各類言論，暗中尋找能夠扳倒對手的把柄。
儲位之爭的舊怨、日常政見衝突、劉洎手握監國重權帶來的威脅，多重情緒疊加，褚遂良早已將劉洎視作必須清除的政敵，只待一個合適的時機發難。
貞觀十九年冬，唐太宗征伐高句麗戰事結束，大軍班師返程，途中山路嚴寒，李世民常年征戰舊傷復發，身上生出癰疽，病情危重，行路途中臥床休養，一度傳出病危訊息，朝野人心惶惶。
抵達定州之後，太子李治、監國重臣第一時間入宮探視帝王病情，劉洎與馬週二人結伴進入皇帝寢殿，親眼見到太宗臥榻不起，癰疽傷勢嚴重，氣色衰敗，心中滿是憂慮，探視完畢後二人一同走出殿外。
褚遂良隨後趕來，專門攔住二人，詢問太宗起居傷勢，劉洎滿心擔憂，不加思索落淚感嘆：“聖體身患癰疽，傷勢危重，實在令人萬分憂心！”
此話純粹是臣子擔憂帝王安危的真情流露，一旁馬周全程在場，可以完整作證，可到了褚遂良口中，短短一句話被徹底篡改、扭曲，編織成意圖謀反的驚天罪狀。
等到太宗病情稍有緩和，能夠接見大臣，褚遂良單獨覲見，隱瞞對話完整經過，憑空捏造劉洎的悖逆言論，向太宗誣告：“劉洎那日探視陛下出宮之後，曾當眾揚言：‘朝廷大事不必憂慮，只需效仿伊尹、霍光舊例，輔佐年幼太子執掌朝政，朝中懷有二心、不肯順從之人，盡數誅殺，天下便可安定。’”
“伊尹、霍光”四個字，是整套誣告裡最致命的利刃。伊尹流放商王太甲，霍光廢黜西漢昌邑王，二人皆是手握廢立君主大權的一代權臣，在帝王眼中，“行伊霍之事”等同於預謀掌控儲君、架空皇權，是謀逆重罪，觸碰所有君主最深的忌諱。
結合出征之前劉洎那句“大臣有過，臣即行誅”的直白表態，久病虛弱、心性多疑的李世民瞬間心底生寒，腦海中自行拼湊出完整畫面：劉洎手握監國大權，見自己病重，暗自盤算等帝王離世後，以輔政身份獨攬朝綱，肆意誅殺異己大臣，做第二個霍光。
太宗壓下心中怒火，沒有立刻降罪，決定當面召劉洎對質，核實整件事情真偽。面對帝王質問，劉洎大驚失色，當即如實複述當日對話完整經過，反覆強調自己僅僅是擔憂陛下病情落淚，從未提及伊尹、霍光半句，懇請帝王傳喚同行的馬周作證。
李世民隨即召馬週上殿問詢，馬周所言證詞，與劉洎陳述完全吻合，證實劉洎沒有說出任何悖逆之言。可即便有證人佐證，褚遂良依舊跪在殿中，堅持自己所言屬實，不肯改口，反覆控訴劉洎平日裡行事強勢，早有專權之心，今日所言絕非憑空捏造。
此刻的李世民，心態早已不復貞觀初年虛心辨明是非的明君模樣。晚年常年病痛折磨、皇子儲位爭鬥、親征失利損耗心神，讓他猜忌心大幅加重。在他眼中，褚遂良是始終擁護太子李治、性情溫和順從的近臣；而劉洎素來強硬敢言，曾經公開擁立魏王，如今監國掌大權，還揚言可誅殺大臣，存在專權隱患。
兩相權衡之下，李世民選擇採信褚遂良的一面之詞，認定劉洎暗藏不臣之心，即便當下沒有實際謀逆舉動，他日自己離世，太子仁厚軟弱，必定無法壓制強勢的劉洎，為保李氏皇權安穩，必須提前清除隱患。
貞觀十九年十二月，唐太宗正式下詔書羅列劉洎罪狀，核心罪名定為私下窺探帝王生死，圖謀獨掌朝政，意欲效仿伊尹霍光擅殺大臣，判處劉洎賜自盡，保全家族，不牽連妻兒族人。
聖旨傳至劉洎府邸，曾經風光無限的當朝宰相，瞬間淪為待罪之人。劉洎滿心冤屈，心中千言萬語想要上書太宗，澄清所有誣陷，證明自己並無半分謀逆之心，只求紙筆書寫最後一道辯冤奏疏。
可負責監送聖旨、看管劉洎的憲司官吏刻意刁難，拒絕提供紙墨，死死堵住他最後申辯的渠道。萬般絕望之下，劉洎無法自證清白，只能遵照聖旨，自盡身亡，一代貞觀直臣，就此含冤落幕，離世之時年歲不過五十出頭。
劉洎身死之後，此事細節慢慢傳入唐太宗耳中，他聽聞憲司官吏刻意扣留紙筆，不讓劉洎留下最後辯詞，心中驟然生出濃烈愧疚。他清楚，若能看到劉洎完整奏疏，或許自己會重新核查案件，不至於倉促賜死大臣。盛怒過後的李世民，遷怒於刻意刁難的官吏，將所有經手看管劉洎的憲司官員全部抓捕下獄治罪，可再多懲處，也換不回劉洎性命，這樁冤案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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