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機稍縱即逝，戰場形勢瞬息萬變，臨陣決斷之權，盡付於你等之手。唯望同心協力，不負主公重託。”
這些指令的核心，清晰無比：在即將到來的總爆發時刻，賦予各地統帥最大限度的自主決斷權，甚至“先斬後奏”之權。
賈詡深諳亂局之中，資訊傳遞必有遲滯，戰機往往存在於電光石火之間。
唯有對前線的智勇之將報以絕對的信任，給予他們放手一搏的武器，才能將敵人的反撲與陰謀徹底、乾淨地粉碎，不留任何死灰復燃的可能。
然而，這一切的安排，遠非單純的軍事剿殺那般簡單。賈詡的思慮，如同他面前的地圖一般，縱橫交錯，深及毫芒。
他清楚地知道，此役不僅要粉碎一場表面的叛亂，更要藉此千載難逢之機，
重塑北地的權力格局，將那些盤根錯節、心懷異志的舊勢力，從肉體到影響力，徹底連根剷除。血腥的清洗不可避免，甚至會異常酷烈，需要鐵腕與決心。
但這鮮血，不能完全由凌雲，尤其是不能由此刻“遠離中樞”、“志在天下”的主公來沾染。
凌雲需要的是“被迫反擊”、“肅清叛逆以安社稷”的大義名分與悲憫形象，需要的是海內歸心，而非“大肆屠戮”、“剷除異己”的暴虐之名，哪怕這“異己”確實該死。
這個最為酷烈、最可能引致非議甚至千古罵名的“髒活”，需要有人主動站出來，毫不猶豫地攬下。
他的目光幽深，彷彿穿透了樞機堂厚重的牆壁，看到了未來史官筆下可能的風評，看到了天下士人竊竊私語的場景。然後，他想到了一個最合適不過的人選。
第五封信，內容極短，卻蓋上了他與荀攸、戲志才三人聯合簽署、足以調動兩千石以下官員的緊急調令印信，字字如鐵：
“急令：平原相、揚武將軍文丑，接此令後，即刻交割印信公務於副貳，自身輕裝簡從，只攜親衛，星夜兼程，赴洛陽大將軍府報到，聽候調遣。
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誤，不得詢問任何緣由，違者以軍法論處。”
文丑，與顏良齊名的河北雙璧，昔日袁紹麾下最驍勇、最受倚重的大將之一。
袁紹敗亡，大廈傾頹，他與顏良為保故主袁紹家眷性命，毅然投效凌雲。
這些年來，他鎮守平原，抵禦青州可能之患，兢兢業業，並無差錯，其忠誠已歷經考驗。
調他回來，絕非懷疑其心。恰恰相反，賈詡看中的，正是他身上那永遠無法徹底洗脫的“袁氏舊將”烙印，以及他與顏良那份天下皆知、對故主袁紹殘留的、複雜而深刻的情義與愧怍。
“袁氏之興衰，始於袁氏門生故吏；袁氏之終局，由袁氏最驍勇的舊將親手參與勘定，並承擔最關鍵也最不光彩的那部分職責……。豈非是命運最精妙也最殘酷的諷刺與見證？”
賈詡心中冷漠地思索著，毫無波瀾。讓文丑參與，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主導對袁槐、袁譚等袁氏核心餘孽的清算與處置，既是對殘餘袁氏勢力最徹底的羞辱與終結。
也是對文丑本人最殘酷的“投名狀”與切割儀式。文丑內心的痛苦、掙扎與不得不為的決絕，都將成為未來敘事中，凌雲“仁至義盡”、而“舊將亦感念新恩、深明大義，忍痛滅親以報國家”的生動註腳。
同時，文丑手中揮下的刀，也將為凌雲擋去絕大部分針對“屠戮故主宗族”的指責與道德詰難——看，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是昔日股肱的背棄與審判。
至於洛陽及隨各地烽火而動必將掀起的腥風血雨，賈詡早已下定決心。
他將與荀攸、戲志才共同立於這風暴的最中心，承擔起這“臨機專斷”的一切後果。
一旦收網的最終命令下達，所有捲入謀逆的世家豪族、文武官員，只要罪行確鑿，無需繁瑣的三堂會審，皆以最嚴厲的軍法、最迅捷的手段處置。
該殺者立斬，該流者即刻押送，該抄沒者當即查封。原則簡單而冷酷：寧可錯殺，不可錯放。
務求借此機會，將北地境內所有明裡暗裡的反對勢力，無論其根基多深、名望多高，一舉蕩平，連根拔起，以期一勞永逸，換取主公基業未來數十年的真正安穩。
這必然會導致血流成河，必然會在暗處積下怨謗與仇恨。但賈詡冷靜地權衡過，他認為，這是代價最小、震懾最久、效果最長遠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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