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塑造的英雄，是科學家、探險家、正直的商人、有原則的執法者、充滿智慧的長者、獨立自信的女性。
我們要呈現的世界，是一個儘管有挑戰，但透過理性、合作與創新就能克服，並通往更美好明天的世界。”
夏夢若有所思：
“這和我們影業公司，還有好萊塢現在拍的片子很不一樣。現在流行的要麼是西部片式的個人英雄暴力解決一切，要麼是哭哭啼啼的愛情悲劇，要麼就是冷戰背景的間諜驚悚。”
“所以我們要提供‘另一種選擇’。”
武振邦肯定道，
“一種更明亮、更有希望、更‘現代’的敘事。
初期，它可以包裝成純粹的娛樂，不直接涉及政治。但當年輕人習慣了我們的故事節奏、審美趣味、價值傾向後，他們自然會對我們所代表的‘源頭’產生好感和嚮往。”
“第二，渠道霸權。”
他繼續道，
“光有內容不夠，必須掌握渠道。我們要建立或控股全球性的發行網路——電影院線、電視臺、廣播網、唱片公司、出版機構。
當我們的渠道足夠強大，不僅可以優先推廣自己的內容，還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地邊緣化或改造那些不符合我們敘事基調的‘異質’內容。
我們可以透過收視率、票房、排行榜這些‘客觀’資料，來證明我們的內容‘更受歡迎’，從而形成良性迴圈。”
樂靜怡從商業角度提出疑問：“這需要天文數字的投資和長時間的佈局，短期內很難盈利。”
“盈利不是首要目的，甚至不是重要目的。”
武振邦搖頭，
“這是戰略投資。想想看，當一代歐洲或美洲的年輕人，是看著我們的動畫片長大，聽著我們的流行音樂戀愛，崇拜著我們電影裡的英雄形象，嚮往著我們電視劇裡描繪的生活方式……
那麼，當他們成為選民、消費者、意見領袖甚至政策制定者時，他們對南盟、對澳元區、對我們倡導的國際規則，會天然抱有多少好感？這會為我們節省多少外交成本？化解多少潛在的敵意？”
霍思華自然是從法律和社會角度思考：“這會不會引發目標國家文化保守勢力的反彈？被指控為文化殖民？”
“當然會。”
武振邦坦然道，
“所以我們需要策略。
初期，淡化‘南盟’標籤，多用中立的文化品牌，甚至與當地公司合作，進行‘本土化’改編。
內容上，尊重普世價值，展現多元文化甚至包括對方的文化，避免直接說教。
我們要做的不是取代，而是‘補充’和‘引領’。當我們的文化產品足夠優秀、足夠吸引人時，反彈的聲音會被更大的歡迎聲浪所淹沒。而且，”
他笑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