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息是在一個週四的下午傳到上海的。
不是透過秘密渠道，是透過公開渠道——汪偽政權的內部通報，白紙黑字，蓋著軍委會的大紅印章，影印了若干份，分發給各下屬單位。陳默是在特高課的公文流轉筐裡看到那份通報的。他每天下午負責整理從南京發來的各類檔案，分類、登記、分送各科室。那天的工作和往常一樣，他坐在桌前，一份一份地翻著那些檔案，大部分是例行公事，看一眼標題就知道內容。翻到倒數第三份的時候，他的手指停了。
“關於方明遠涉嫌通共一案，已由軍委會調查室依法逮捕，特此通報。”
他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了幾秒。很短，短到如果有人在旁邊看著，不會發現任何異常。他眨了眨眼，繼續往下翻，把那份通報放進對應的資料夾裡，在登記簿上寫下檔案編號和日期。筆尖在紙上划過去的時候很穩，字跡工整，和他平時寫的每一個字沒有任何區別。
方明遠被捕了。
陳默把登記簿合上，放在檔案筐的右上角，站起來走到窗邊。窗外的法租界和每天一樣，梧桐樹的葉子在風裡嘩嘩地響，陽光從葉子的縫隙裡漏下來，在地上灑了一地碎金。有人在樓下遛狗，狗追著一隻蝴蝶跑了幾步，蝴蝶飛高了，狗跳起來沒夠到，落地的時候打了個滾。遛狗的女人笑了，笑聲從樓下傳上來，清脆而遙遠。
他在窗前站了一會兒，把窗戶關上，走回桌前坐下。把桌上散落的檔案歸攏，碼齊，放進檔案筐。一切和每天下班前做的沒有任何區別。然後他站起來，穿上大衣，鎖好門，走出辦公室，下樓。
走廊裡有人跟他打招呼，“陳桑，下班了？”他點了點頭，笑了笑，說“明天見”。那個人從他身邊走過去，腳步輕快。
他走在南京路上，和每天一樣。人群從他身邊流過，他匯入其中。路過一家雜貨店的時候他停下來買了一包煙，拆開，抽出一根叼在嘴裡，沒有點，繼續走。他走了很遠，遠到南京路上的霓虹燈已經亮起來了，遠到法租界的熱鬧被甩在了身後，遠到腳下的路從柏油變成了青石板，從青石板變成了碎石子。他走進了一條沒有燈的小巷，在黑暗中停下來，靠在一堵牆上，把嘴裡那根沒有點的煙取下來，捏碎了。
方明遠被捕了。
他在黑暗裡站了很久。巷子裡很安靜，安靜到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聲。遠處有汽車喇叭響了一下，又沒了。更遠處有輪船的汽笛聲，從黃浦江的方向飄過來，沉悶而悠長。
第二天，陳默照常上班。在走廊裡遇到佐藤的時候，佐藤跟他聊了幾句天氣。在電梯裡遇到中村的時候，中村問他週末有沒有安排。在辦公室裡接到林曼春電話的時候，她說“週末有空嗎”，他說“再看”。一切和平時沒有任何區別。但他心裡清楚，方明遠被捕的訊息會在特高課大樓裡引起怎樣的震動。一個汪偽軍委會的少將高參，被自己的同僚舉報“通共”，這件事無論最後查實與否，都會在南京和上海的特務系統裡掀起一場風暴。人人都知道這算什麼——內部清洗。不是抓共產黨，是借抓共產黨的名義清除異己。
方明遠是陳公博的人。舉報他的人是誰的人？周佛海？還是日本人？
陳默不敢去想。不是想不出，是不敢想。因為每一種可能性都通向同一個結果——方明遠在劫難逃。
第三天，他從一個在南京工作的同行嘴裡打聽到了一些細節。不是特意打聽的，是在電話裡聊工作的時候順便提到的。那個人說，方明遠是在辦公室被帶走的，來了七八個人，帶頭的那個是軍委會調查室的副主任，姓劉，周佛海的人。方明遠沒有反抗，甚至連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說。他站起來，整了整領帶，把桌上的檔案合上，跟著那些人走了。
陳默握著話筒，問了一句“現在人在哪裡”，那個人說“不知道，秘密關押，連家屬都不讓見”。他道了謝，掛了電話。
辦公室裡很安靜，打字機停了，電話不響了，走廊裡也沒有人走動。他坐在桌前，看著牆上那張發黃的上海地圖。那張地圖他看了無數遍，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弄堂，每一個轉角，都已經刻在了他的腦子裡。
他想起方明遠在太平裡十七號的正房裡，坐在那盞翠綠色燈罩的檯燈下，對他說“你的任務完成了”的樣子。他的聲音不高不低，不冷不熱，像一個在唸成績單的老師。他說“鶴的任務完成了，接下來是你的”。他在說那句話的時候，知不知道自己的任務也快完成了？他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完成”和別人的“完成”不是同一個意思？
陳默把手從地圖上收回來，放進抽屜裡，拿出那把櫻子的槍。彈匣是空的，他從抽屜裡翻出一盒子彈，一顆一顆地壓進去。七發。他把彈匣推回去，拉了一下套筒，子彈上了膛。他對著牆角那盆枯死的文竹瞄了一下，把槍收起來。
他不能去救方明遠。不是因為救不了，是因為不能救。方明遠是鶴，鶴是他這條情報線上最重要的一環。如果陳默為了救他而暴露了自己，方明遠所有的犧牲、所有的潛伏、所有的血書和佛像下面的膠捲，全都白費了。方明遠知道這一點。他在被帶走的時候沒有反抗，沒有爭辯，甚至沒有問一句“你們憑什麼抓我”。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出來，不取決於他有沒有通共，而取決於陳公博能不能保他，取決於陳公博和周佛海之間的權力鬥爭誰勝誰負，取決於日本人想在這場鬥爭中扮演什麼角色。這些因素裡面，沒有一樣是他能控制的。所以他安靜地走了。
第五天，秦雪寧從交通員那裡拿到了一份新的情報——方明遠被關押在南京某處秘密監獄，沒有受刑，沒有被審，就那麼關著。沒有人知道他會被關多久，也沒有人知道他會被怎麼處置。秦雪寧把那張捲菸紙放在桌上，陳默看了一眼，把它扔進了灶膛。
火苗竄起來，舔著紙的邊緣，那些字在火光中捲曲、發黑、化成灰燼。他蹲在灶臺前，看著那些灰燼被熱氣吹起來，在灶膛裡打了個旋，落到了最深處。秦雪寧站在他身後，沒有說話。
“方明遠的事，”她過了一會兒才開口，“組織上會想辦法的。”
陳默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嗯。”
他沒有問組織上能想什麼辦法。在這個行當裡，“想辦法”三個字有時候是希望，有時候是安慰，有時候是一塊遮羞布，遮住下面那個所有人都知道但誰都不願意說出口的事實——有些人是救不了的，不是不想救，是救不了。救一個人的代價可能是犧牲更多的人。這個賬，誰都會算。但算賬的人和被算進去的人，不是同一個。
那天晚上，陳默一個人坐在安全屋的客廳裡，檯燈開著，光只照亮了桌面上那一小塊地方。他面前攤著一張白紙，紙上寫著一行字——“方明遠，汪偽軍委會少將高參，代號鶴，1944年4月被捕。”他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後把紙對摺，再對摺，撕成碎片，扔進了紙簍。
方明遠說過，“等不用再演戲的那一天”。他的戲還沒有演完，但舞臺已經被拆了。他站在一塊正在倒塌的佈景前面，沒有喊停，沒有逃跑，只是整了整領帶，把桌上的檔案合上，跟著那些人走了。
陳默把檯燈關掉，一個人坐在黑暗裡。法租界的夜風從窗戶縫隙裡鑽進來，涼颼颼的，吹得窗簾微微鼓起來。遠處的霓虹燈光從窗簾的縫隙漏進來，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塊粉紅色的、不規則的亮斑。他盯著那塊亮斑，看它慢慢移動，從天花板的這一頭移到了那一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