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李存勖。
這輩子，朱友貞最怕他爹朱溫，因為他爹動輒殺人，陰晴不定。但要說最忌憚的人，不是他爹，也不是他哥朱友珪，而是李存勖。
因為那兩個人頂多是要他的命，而李存勖要的是整個大梁的命。
朱友貞從夢中驚醒，發現天已經亮了。
外面傳來內侍的聲音：“陛下，該上早朝了。”
朱友貞深吸一口氣，坐起身來，讓人伺候著穿上龍袍。
對著銅鏡照了照，鏡子裡的人面容端正，神色沉穩，看起來像一個合格的皇帝。
但只有朱友貞自己知道，這身龍袍下面，早就已經汗流浹背了。
他最後整了整衣冠，推開殿門，邁步走了出去。
天邊朝霞如火，映得洛陽城的宮殿金碧輝煌。
遠遠看去，大梁王朝似乎依然繁榮昌盛，不可動搖。
但朱友貞心裡清楚，這只不過是落日熔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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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說
司馬光寫到這裡的時候，筆下的後梁已經呈現出一派日薄西山的景象。他在《資治通鑑》中有一段很精闢的分析：後梁之衰，非始於李存勖滅梁之日，而是始於朱友貞即位之時。朱溫雖然殘暴，但至少還有統御各方鎮的本事。到了朱友貞手裡，中央與藩鎮之間的裂痕已經大到無法彌合。一個朝廷，皇帝指揮不動軍隊，軍隊不信任朝廷，君臣互相提防猜忌，這種局面，就算沒有外敵入侵，遲早也要從內部坍塌。
司馬光還特意提了一句：朱友貞並非庸主，他在位的十年裡勵精圖治，做了不少努力。但問題是，有些東西失去之後，就再也奪不回來了。信任如此，權威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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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說
研究後梁這段歷史時，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悖論：朱友貞是後梁所有君主中性格最正常的一位，但偏偏是他，眼睜睜地看著後梁走向了衰亡。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在一個已經壞掉的系統裡，一個“正常人”能做什麼？
答案是：做不了什麼。
朱友貞接手的時候，後梁的問題已經不是某個人的問題了，而是整個權力結構的問題。兵權下移、藩鎮坐大、君臣離心、外敵環伺，這些坑都是朱溫和朱友珪挖的，但填坑的人卻是朱友貞。更慘的是，填坑需要的工具——也就是兵權和財權——恰恰掌握在那些坑的製造者手裡。
這就好比有人把房子建歪了，然後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個倒黴蛋住在歪房子裡。倒黴蛋想修，但承重牆被鄰居攥著，修一下都得看人臉色。最後房子塌了，鍋卻全扣在他頭上。
所以後人評價朱友貞，往往說他“庸弱無能”。這個評價對也不對。說他“能”，他確實也沒能挽狂瀾於既倒。但說他“庸”，他面對的那個局面，恐怕換誰來都夠嗆。
一個人的努力，在一個結構性困境面前，往往顯得特別無力。這大概就是朱友貞最大的悲劇所在——他不是一個壞皇帝，但他活在一個壞時代裡。
而我們讀歷史的時候，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結構性問題簡化成個人品質問題。說某某皇帝昏庸，某某皇帝英明，好像天下興亡全繫於一人。但真實情況遠比這個複雜。朱友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不夠英明，但也絕非昏庸。他只是來得太晚了。
有些機會，錯過了就是錯過了。有些錯誤，犯下了就再也改不回來。後梁的覆滅，從朱溫把家事當國事辦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寫好了結局。
本章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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